浪潮里的为吏书生.docVIP

浪潮里的为吏书生 　　个人没办法左右历史，只能在局部起作用，但影响不了大局 　　采访之前，严平询问了我们的年龄，她对于八九十年代生人的问题意识感到有些意外。这大概说明某些问题的探讨具有恒久性，某些思虑之忧仍未得到更好的答案。 　　 　　严平认为自己为眼前这本《潮起潮落：中国文坛沉思录》所做的准备还未足够充分，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她甚至从未想过要写这样一本书。 　　早在1980年代初，作家茹志鹃就跟她说过：写一本日记吧，就把你每天所经历的如实记录下来……彼时， 严平是陈荒煤的秘书，一个二十几岁的忙碌的年轻人。“带着那个年龄段的人特有的没心没肺，和与生俱来的任性、随心所欲。”当她又想起茹志鹃的建议时，二十多年就过去了。许多人事间隔一定的距离之后，其更接近于本质的外在才得以更完整地浮现。曾经的观察者也会有更多动笔的意愿。 　　这样的追溯让严平重入苦涩之河。陈荒煤像是石块投入水中的一个点，他周围的那些人荡开去一层层的涟漪。这些涟漪中的人组成了严平思考的群像。这都是当年文艺界的头面人物。他们曾经是单纯的书生，心怀“兼济天下”之念。而当时代的船头调转，他们成为了贵宾席上的要人。“书生作吏”，这是他们共有的特征。 　　书生应该对现实投以质疑和批判的眼光，而大多数人在政治的风浪里没有了立场，甚至是人格。书中的这些人，很难谈得上有多好的结局。他们内心的困兽之斗也许从始至终都未曾有个了断。垂垂暮年，反思乃至，即便是幡然醒悟，也是时不我待。 　　作家张抗抗在读了严平写的一篇关于何其芳的文章后，写信给她：“你能够把何其芳那么一个‘复杂’又‘单纯’的人物，对于理想的执著追求与内心的矛盾，处理得特别合情合理，真的不容易。既写出了‘诗人’毁坏的历史因缘，也写出了‘好人好官’未泯的良知……那是一种客观的历史态度，也可见作者的善意与温情。要害处轻轻点到，读者已心领神会;既为诗人的‘认真’惋惜，更为革命的严酷怵然……你把这一类人物的‘历史的深度’表现出来了，犹如那个时代活生生立在眼前。” 　　采访中，严平强调了自己在写人时的“多元”角度。“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于一代人的影响太深，“惟一性”为她所警惕，她希望能做到的是客观和“恰到好处”。 　　严平时常想，她书中的这些人没有“作吏”会是怎样？他们的才华、他们的性情会显现出什么样的色彩？ 　　“历史是没有假如的，”她说，“因而我也常常在伤感中感到迷茫。” 1939年在延安，周扬与毛泽东、刘少奇交谈 文学所新来的年轻人 　　1977年底，“文革”结束不久，我离开部队，回到北京。我是在南京出生的，在北京长大，16岁时下乡去内蒙兵团，18岁去了部队。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山东人，他们都是从延安出来的“老革命”。我25岁从部队回到北京，因为在部队从事宣传写作工作，所以就想到社科院工作。 　　去兵团时没有思想准备，但到了那里，我很失望。吃苦没什么，因为自己很年轻，但复杂的社会情况却无法理解和接受。在连队上，连长和指导员拉帮结派，互相争斗，被牵涉进去的人都压力很大。 　　那时候的我跟现在不一样，性格很冲，全连开大会的时候，我站起来就发出自己的疑问。这样，我跟领导发生了冲突，关系搞得很僵，连长站在外面骂我“狗崽子”，后来我病倒了，病得不轻。姐姐当时在山西农村插队，她坐火车到内蒙，又在沙漠里走了一天的路来看我。看到我的样子很惨，她觉得再待下去真不行了，就写信跟我妈说，恐怕还得走。 　　“文革”前，我父亲是工人日报社党委书记兼社长，“文革”中期进了干校，然后又被弄到新疆去。我妈原来是北京工业学校的校长，性格很强，“文革”中受了很多折磨，差点被打死，这时刚刚放出来。她就去找到部队里的老朋友，说老头一个人在新疆不行的，让这个女儿回来去新疆跟着她爸吧，反正新疆也是农村，还更偏远。 　　我离开了内蒙古，但没去新疆，又当兵去了武汉。在部队里，我做的是宣传工作，加入了军区创作组，发表过一两篇小说。当我回到北京，要去社科院文学所的时候，我哥还嘲笑我：就凭你写的这几篇小说，还想去文学研究所？但当时整个社会百废待兴，到处都需要人，文学所也要进人，这个时间点非常好。 　　那时候的社科院还没摆脱“文革”的阴影，各个“派别”还在吵架呢，挺混乱的。另一方面，聪明的人知道要工作了，开始努力想办法投入到业务中去。 　　我觉得社科院有两个特点。一方面，社科院像是个大坑，多么优秀的人才掉到这里都听不出声响，因为优秀的人才实在太多了，很多人在外面可以顶一片天，在社科院可能什么都不是。还有一个特点，不是我总结的，是一位老先生说的，社科院就像一个烤炉，再笨的人，你不知不觉就被烤熟了。我觉得我比较像后者。 　　到社科院文学所报到的时候，我第一个见的是人事处处长。处长说，你有两个选择，要么留在人事处，要么去图书馆。我立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