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汰“僵尸企业”，须真正落实《破产法》.docVIP

淘汰“僵尸企业”，须真正落实《破产法》 　　从本质上讲，破产是让生产要素从破产的企业流出（破产清算），或者流入（重整），从而实现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落实《破产法》，“以法去僵”，让生产要素更加市场化的流动，这是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的重要一步。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于人而言，这代表了实用和入世的积极哲学。但对企业而言，特别基于中国经济去产能这样一个大背景，情况应该反过来：企业的“死”，往往比“生”要重要得多。 　　去除僵尸企业和过剩产能，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过程。这个过程会将生产要素―资金、劳动力和土地等解放出来，重新进入市场进行配置，从而帮助新的企业成长。 　　 　　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近20年的高速增长，和1990年代开始那一场国企“破产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国企占用的资源，通过低效企业的破产重新进入了效率更高的企业群体，比如沿海的民企。当下中国，又重新面临了结构转型的关口，以往经验同样适用。 　　不应忽视，上一轮“破产潮”很大程度上是行政命令式的破产，因此也遗留了众多历史问题。现在，我们则需要过剩产能、僵尸企业能够“依法破产”。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破产法》实施近10年以来，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法去僵”，道阻且长。 破产法“难产” 　　《破产法》是中国最“传奇”的法律，因为它最能体现经济领域各方力量的博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有两部“破产法”，一部是1986年12月颁布的《企业破产法（试行）》（下称就“试行破产法”），另一部是自2007年6月起施行的现行《企业破产法》（下称“《破产法》”）。两部法律，名称只差一个“（试行）”，但背后的意义却大不一样。 　　“试行破产法”颁布以来，一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这部法律的权威性也在各种力量博弈中大打折扣。首先，这部法律必须“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实施满三个月之日起试行”。一部法律的实施时间竟然以另一部法律的实施为前提，这种现象在世界立法领域并不多见。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施行时间是1988年8月，这也意味着“试行破产法”在颁布近两年之后才得以实施。但随后的实施也并未落到实处，因为接下来的国企破产大潮主要是行政指令性的破产。企业破产是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决定，出发点是财政上的“减负”，而市场化的考虑并不多。 　　实际上，试行破产法在当时也并不具备真正实施的客观条件。比方说，当时的中国并未建立现代的社保体系，员工安置是最大的问题。我国的现行社保制度于1993年建立，而个人社保账户直到1994年才建立。 　　显然，环境决定了试行破产法的命运。一方面，在国企为主且尚未改革的时代，破产即是割掉直属权力部门的“肉”，实施起来政治阻力巨大。另一方面，配套制度也并未建立，社保仅是其中之一。 　　因此，在1990年代的前半段之前，试行破产法的“试行”二字一直都没有去掉，这部法律几乎被束之高阁。但随着国企改革大潮的到来，中国重新认识到了一部规范的、完善的破产法的重要。 　　一项公开数据显示，在1990年代初期，中国法院系统每年受理的破产案件不到100件，但到了1995年，法院系统每年受理的破产案件已经超过了2000件。 　　在这些破产案件中，经常存在企业借着破产之名，逃脱银行债务的情况。这种局面的背景是，中国的银行业改革加速，特别是1995年《商业银行法》颁布之后，中央政府对银行贷款的“调控”能力越发加强。一些经营堪忧的地方国企资金吃紧，还贷无望，于是开始拿“破产”做文章。 　　更重要的是，试行破产法只是“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这意味着随着集体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它们的破产将“无法可依”。因此，很多专家认为，中国亟需根据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变修改破产法，并且将“试行”二字去掉。 　　尽管如此，新破产法的诞生依然遥遥无期。一种分析认为，破产之中存在的博弈太多，涉及央地、银企还有公私等等。“过死”的法律条文，在很多时候，既无法适应形势的变化，更不利于权力部门基于社会稳定大局的“协调工作”。 　　直到2004年，新破产法终于有了眉目。当时，中国向欧盟提出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欧盟考察之后并未答应，原因有数条，其中之一是，中国没有市场化的“破产法”。随后，中国新破产法的立法工作开始加速。 　　2006年，中国出台了新《破产法》，并自2007年6月起施行。新法在诸多重大问题上有了立法上的重大进步，但实施依然不理想。因为，很多“旧的环境”依然没有改变。 企业“破产难” 　　新《破产法》实施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破产难”。 　　新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曾在央行副行长任上公开说过类似的观点。2014年，刘士余在“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上透露，根据他的了解，中国目前通过法院破产的企业破产，每年大约2000多起，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