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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职罪危害后果中的恶劣社会影响问题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40-0395-02 刑法397条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立案标准中，均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规定为入罪的危害后果之一。但在司法实践中，鉴于“恶劣社会影响”是非物质性损害后果，存在于社会群体的内心之中，难以外化为有形的证据，故造成对此后果的取证困难。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据此后果定罪量刑要么是司法蛮横的表现，要么是检法协调的结果，无论哪一种都是对司法公信的极大伤害。有鉴于此，笔者试探讨此一问题的存在根源，寻求合理合法的解决之道。 一、概念模糊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恶劣社会影响”如何界定是当前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如仔细推敲会发现，“恶劣”好界定，不过是修饰词而已，刑法中经常提及。真正难界定的是“社会影响”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专业名词，是指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是指由于社会压力而发生的个人行为与态度朝社会占优势的方向变化的过程，具体包括从众、服从、社会助长、社会惰化、群体极化和群体思维。在法学领域，目前理论上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过定义，司法解释中仅仅是借用了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名词术语，而没有进一步对此概念进行符合法理与事理的解释，导致此概念流入法学领域成为无根之木，在司法实践中成为幻影浮萍，不同的人对此概念均各自理解、不一而足，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就形成司法实践中有将媒体报道、有将集体上访、有将领导批示等等各自理解为“恶劣社会影响”，然后或通过司法协调定罪量刑，或因意见不一而撤案消化，使得司法行为在面临此一非物质性危害后果时，或表现为司法蛮横或表现为司法尴尬，究其根源是当前对“社会影响”这一概念引入法学领域后的概念模糊所致。 二、当前司法实践的误区 正因为概念模糊，各人理解不一，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的司法人员就各自“摸石头过河”，形成盲目实践。具体有如下几种： 1、将媒体报道作为“恶劣社会影响” 持这种观念的人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一些群众的不满情绪在增加，政府公职人员的行为越来越受关注，如果有渎职行为发生，一旦被媒体负面报道可能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影响到社会稳定，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影响到执政根基。但这种观念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想象与臆测之上，不具有任何证据支撑，不符合证据学的要求。同时没有看到媒体的负面报道，只代表媒体撰稿人的个人看法，此个人看法虽见诸于媒体，但无法证明见诸于媒体后，个人看法就转化为社会群体的看法，乃至于就转化为社会群体的否定性评价，社会群体就会与此撰稿人形成一致的否定性评价而没有不同意见的表达。这种观念不但在证据上无法证明，而且在学理上无法说通，是一种典型的蛮横表现，将一人观念强加于所有人，且不允许有不同杂音出现。 2、将群体性事件或集体上访、大规模游行、示威、罢工等作为“恶劣社会影响” 持这种观念的人认为：渎职行为如引发群体性事件，如集访、游行、示威、罢工等，说明这些事件本身已证明了恶劣社会影响的存在。这种观念是含糊其词、是非不分。根据我国《信访条例》的规定，信访是人民群众反映问题的一种途径，包括走访在内。集体上访虽涉及多人，但以走访这种形式反映问题的本质属性并没有改变，相当于群众到司法机关去检举控告，上访和检举控告一样，只能引起相关部门调查处理，而不能作为调查后具体处理的依据，否则就是因果倒置。同样，游行、示威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是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形式，主要是要求政府去做什么，不排除有指责政府做了什么的，但一般不会针对某个公务人员的违法行为，所以游行、示威与公务人员的渎职行为一般不具有关联性。而罢工在我国是违法的，过激的群体性事件，如冲击国家机关、警民暴力对抗等也具有违法性质，这些违法后果是由罢工者和过激行为人承担，而不能直接作为“恶劣社会影响”转嫁为渎职行为人承担。所以持上述观念的人是对群体性事件做简单化处理，没有正确区分是非，没有尊循因果联系。 3、将领导批示作为“恶劣社会影响” 该观念已不值得一驳，不再赘述。 三、“恶劣社会影响”应否作为渎职罪的非物质性损害后果 “恶劣社会影响”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已经作为了渎职罪的非物质性损害后果之一，但不排除我们思考应不应当将之作为渎职罪的危害后果，换言之将之作为渎职罪危害后果的价值何在？ 这首先就涉及到对“社会影响”与“恶劣社会影响”这两个概念如何界定清楚，这是讨论问题绕不过去的坎儿，恰如德国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创始人弗雷格认为的，我们日常使用的自然语言词意混乱，含糊不清，容易产生误解，需揭示出自普遍语言用法中的概念关系欺骗①。鉴于“恶劣社会影响”最早见于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在该司法解释及后来的相关司法解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