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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诽谤行为的构罪分析 摘 要 随着科技进步、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网络犯罪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网络诽谤犯罪是网络犯罪形式之一，由于我国网络普及较晚，但发展迅猛，立法相对滞后，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主要通过《民事侵权法》和《刑法》第246条“诽谤罪”予以规制，难以适应网络犯罪的新特点。司法实践中因缺乏具体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的指导，对于网络环境下的诽谤罪在予以刑法评价时陷入司法困境和混乱。故本文就网络诽谤行为的刑法规制进行探讨，分析网络诽谤行为区别于传统诽谤罪的犯罪构成，对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法律，定罪量刑做出有益探索。 关键词 网络诽谤 刑法规制 构罪构成 责任主体 作者简介：金若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书记员。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10-059-02 一、犯罪主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的规定，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该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年满16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构成本罪的主体。网络诽谤构成犯罪的情形下，其犯罪主体同样是一般主体，但对于刑事责任具体由谁承担，司法实践中仍存争议。 （一）公关公司、网络水军的刑事责任 “网络水军”是网络公关公司雇佣的一批专门以短时间内高度密集的发帖量为某一事件或人物造势以获网络水军取报酬的群体，是现代网络营销演变异化的畸形网络公关。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之下，网络水军往往会通过恶意诽谤、制造负面虚假言论的方式来达到左右舆论、宣传造势的目的，成为网络诽谤行为的主要加害主体之一。当前“网络水军”营销规模的扩大，并使得网络诽谤日益呈现出专业化、职业化的特征，其社会危害性也远在传统诽谤行为之上。故将网络水军和网络公关公司纳入责任主体范围予以明确是有必要的。但目前我国刑法关于诽谤罪的规定并未将单位纳入承担诽谤罪刑事责任的主体中，故在司法实务中往往只能追究水军中起主要作用的行为人的责任，如网络公关公司中某次网络行动的负责人、策划人、从事网络公关的部门经理等。 （二）网络诽谤内容传播者的刑事责任问题 《刑法》第264条中对责任主体的表述是“故意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的人”，故笔者认为网络诽谤内容的传播者、转发者，一般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在网络普及的现代社会，网络成为普通大众获取、分享、交流信息的主要渠道的情况下，网民对网络信息的依赖使得他们很容易轻信网络上的内容并进行传播，因此一般不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性，如果对他们追究刑事责任不但会令网民人人自危，不敢发言，遏制网络的发展和干涉到言论自由，也会造成杀鸡用牛刀的司法资源的浪费，不符合社会成本效益衡量。因此，笔者认为对普通传播者一般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但如果有证据证明传播者明知是虚假信息，而帮助造谣者大量传播、扩大影响，并随意扭曲、夸大原始信息，给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的也应追究责任。 （三）网络诽谤案件中网络管理者的刑事责任问题 网络管理者包括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和ICP（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ICP是互联网内容提供商， 即向广大用户综合提供互联网信息业务和增值业务的电信运营商，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网站经营者。国内知名 ICP 有新浪、搜狐、TOM、163、21CN 等作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SP 、ICP是否应承担责任， 世界各国规定并不统一，但国际立法趋势是普遍将其限定在民事责任范围内，并不苛以刑事责任。我国也顺应这一立法趋势，在《侵权责任法》中明确了网络管理者的删除义务，和“避风港”原则，但刑法的诽谤罪中并没有将其纳入责任主体。笔者认为我国的这一做法是十分合理的。因为网络管理者只是充当传播媒介的作用，是网络得以运行的最主要的主体，对其以刑法规制不但有违刑法应当谦抑的原则，而且也不利于网络发展。再者，在大多数网络诽谤犯罪中，网络管理者客观上并非是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责任人，主观上也无可归责性，故也无需动用刑法。 二、犯罪客体 网络诽谤犯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名誉权。根据我国刑法关于诽谤罪的规定，可以推知网络诽谤罪中的客体仅限于自然人的名誉权而不包括法人组织。法人组织的名誉受损可诉诸我国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予以保护。其次，政府机关是否能成为诽谤罪客体所指对象呢？我国《刑法》第246条规定的“损害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中的“他人”倘若扩张解释成包括政府机关，未免牵强，也超出一般人预期，不符合解释原则，再者，如果将政府的荣誉权纳入网络诽谤罪所保护的客体范围，还将侵犯到宪法赋予公民的对国家机关的批评、建议等监督权的行使。因此在王帅“灵宝贴案”和“吴保全案”中，司法机关认为王帅、吴保全的行为是对政府的诽谤，张帅因为“诽谤政府”被跨省追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