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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同步录音录像存在的问题及应对 摘 要 目前，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使用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已成为常态，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着录像不完整、讯问笔录与录音录像的同步性存在差异， 讯问谋略使用受限、监督机制缺位等问题。本文认为应该通过完善立法、强化侦查讯问能力、构建内外联动的监督和补偿机制予以完善。 关键词 职务犯罪 同步 录音录像 作者简介：杨伯永，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副局长；任标新，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检察院技术科科长。 中图分类号：D9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7-124-02 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从 2006 年 3 月起在职务犯罪侦查案件中实行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更是将这一内部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这对于规范司法行为，防止刑讯逼供，保障人权利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给职务犯罪的侦查带来巨大的挑战，由于这项规定还较为原则，内容上显得单薄，检察机关在实践操作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 一、 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规定模糊，录音录像完整性不足 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要旨包含三个要素，即“每一次”、“全程”和“同步”。 此处的“全程”的起止时间应如何理解，其时间是被限定于开始作笔录的单次讯问的全过程，还是从被讯问人进入讯问区开始到离开讯问区结束，新刑诉法和高检院的有关文件都没有进行详细规定。正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受传统办案思维影响和出于突破案件的目的，实际操作中便出现了侦查人员不供不录、先审后录、先“突破”后立案、“突破”后再录像等选择性录像的情况，即往往是由侦查人员先在不录音录像的情况下突破嫌疑人口供，再由侦查人员引导下进行象征性、导演式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这种方式的同步录音录像，虽然有利于突破案件，但是其完整性明显不足，尤其是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这种录像只能说明在录音录像的讯问当时的情况 ，但是对犯罪嫌疑人到达检察机关到录音录像前这段时间是否受到刑讯逼供、诱供的情况无法提供证明。由此可见这种做法不但违背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维护嫌疑人合法权益，防止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滥用司法权的立法初衷，而且一旦犯罪嫌疑人翻供或者提出非法证据排除时无疑使办案机关陷入不利处境。 （二）讯问笔录与录音录像的同步性存在差异 一是内容有差异，讯问笔录不能够真实客观、完整的反映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往往只记录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不记录对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辩解，不记录对案件侦破不力的因素，讯问人员与记录人员之间配合不默契，出现“你审你的，我记我的”的现象。二是时间不一致，指的是讯问笔录的制作时间明显少于录像内容所需的合理时间。在实践中，由于上述象征性、导演式的录音录像的存在，讯问笔录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在突破口供之后录像之前初步完成，甚至已经经过几级领导把关，录音录像时讯问人员大多只需简单的进行复制、粘贴，或者改变问话顺序的操作就完成了笔录，这种情况下，看似讯问和笔录制作一气呵成，但其实仔细研究会发现这样的笔录制作明显超出合理的打字速度，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必然很难做出合理解释。 （三）侦查谋略的使用受限，案件突破难度加大 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实施后，对办案人员的规范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由于要在有录音录像的环境下开展讯问工作，部分侦查人员一时很难适应。造成侦查人员因为害怕法律用语不规范、态度蛮横、程序违规而紧张，继而出现畏手畏尾、审讯力度不到位、审讯过程中不能给犯罪嫌疑人强大的心理压力，原本的侦查谋略和讯问技巧使用不足等问题，最终导致审讯突破口供的难度加大，案件侦办陷入困境。 （四）后续监督机制缺位 目前关于职务犯罪侦查同步录音录像制度高检院的《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明确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审录分离制度，仅仅是内部从技术层面上对录音录像进行了监督制约，后续对录音录像视频资料的使用监督还存在严重缺陷。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两个证据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都没有将随案移送同步录音录像资料作为硬性规定来要求，也没有对同步录音录像中的相关不规范的情况作出惩罚或补偿性规定，这就导致了一个监管、审查上的真空。 二、完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立法，对“全程”的范围予以明确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从录音录像制度规范司法和保障人权的意义角度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必须真正做到“全程”，严格监控时间从被讯问人进入讯问区开始到离开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