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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对《卫拉特法典》立法的影响 摘 要 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匈奴，鲜卑，柔然，突厥，蒙古。在这些民族当中，蒙古族一直保持着绵延不绝的法治传统，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蒙古族接纳了周围民族部落的立法思想。进而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草原法体系。而《卫拉特法典》以藏传佛教为其立法根本，意在将政教相融合，形成具有凝聚力的民族意识。藏传佛教对卫拉特部落的深远影响来源于蒙古法律文化的传承，以及蒙古民族对于藏传佛教的吸收接纳。对《卫拉特法典》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当代民族自治地方的法制建设。 关键词 卫拉特法典 藏传佛教格鲁派 立法宗旨 作者简介：康书恒，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科学硕士，研究方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陈庆云，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潘跃佳，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科学硕士，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1-013-02 中国现在开放包容的民族文化共存的格局，产生于两千多年来北方和南方多民族文化传统的融合发展。卫拉特蒙古人从古至今都是蒙古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族源来自“林中百姓”。16 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东部地区的蒙古土默特部。 十七世纪上半叶卫拉特蒙古也开始全面接受藏传佛教格鲁派。基于卫拉特蒙古各汗王台吉的政治形态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建立起了符合本地区统治需要的管理制度更是独具特色。对于卫拉特法典中藏传佛教的影响渗透的研究对于新疆和青海制定民族政策，协调民族关系调和民族矛盾，建立和健全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搞好少数民族地方立法有着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卫拉特法典》及其法律地位 （一）《卫拉特法典》制定的社会政治背景 蒙古汗国分裂之后，东西蒙古逐渐分化。漠西，漠南，漠北相继用于数块独立的领地。17世纪上半叶，四卫拉特已经初具汗国雏形。准噶尔部固守原地，和硕特部南进青藏高原，土尔扈特部携一部分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迁往伏尔加河流域开辟了一块独立的领地。四卫拉特属民增至百万人，这一时期凌驾于四卫拉特之上的中央权力机构已经形成，由四卫拉特选举的盟主握有管理四卫拉特社会的自治权。在这样的条件下，卫拉特蒙古人需要以法典的形式确定汗国内部的机构设置，行政人员的细化分工，才能加强统治，巩固政治联盟，发展汗国，抵御外敌。 俄国学者戈尔通斯基最早发现了卫拉特法典的托忒文抄本，戈尔通斯基力图将托忒文翻译成俄文，翻译的同时，他尝试从文义的角度对法典条文进行释义。日本学者羽滕秀利尝试去发现法典背后的蒙古人生活中规范其行为的习惯法，这当中羽滕运用的是逻辑解释方法，他提出卫拉特法典的内容之所以改变是受到了佛教观念的影响。 卫拉特法典序言中写到“蒙古和厄鲁特四十四部王公在铁龙年中秋第五个吉日一致同意公布本法”，即卫拉特法典颁布于1640年，卫拉人的首领额尔德尼巴图尔珲台吉邀请喀尔喀部落的额尔德尼扎萨克图汗，双方带领着各自所属的共二十七位台吉在巴图尔牙帐驻地塔尔巴哈台，召开漠北漠西的联盟会议。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有三位呼图可图参与了法典的制定。这次部落联盟会议中，与会的王公制定了《喀尔喀―卫拉特法典》。这部法典代表了漠北黄金家族控制的汗国和作为后室的漠西蒙古人的汗国两大利益集团的法治思想。法典将扎萨克图汗放在首位是因为他是黄金家族的直系后裔。这部法典蒙古语称作“Zatsc hin Bitchik”，“bichik”卫拉特方言的意思为“写成文字的东西”。 蒙古卫拉特法典其颁行时间跨度是北元时期1368年到1640年之间，学界也称北元蒙古社会所处的时代为“草原法时代”《卫拉特法典》覆盖了游牧民族基本的价值观，法秩序和法律利益。其逻辑体系建构了社会公平正义和法的权威性。《卫拉特法典》根植于生活经验的积累。立法者的渗透和干预最大程度的保留了习惯法的稳定性和实用性。卫拉特法典中的行政法产生于卫拉特人从森林民族走向草原民族过程中业已形成的风俗习惯，它是符合卫拉特人日常的生活需求。 （二）《卫拉特法典》的法律地位 《卫拉特法典》的制订是蒙古人的立法水平质的飞跃，它摆脱了早期《大扎撒令》笼统的规定，详细的对卫拉特人的政治，生活，文化做了具体的规定。《卫拉特法典》与《喀尔喀法典》、《理藩院则例》并称为清代蒙古的三大法典。它代表了蒙古族人当时高超的立法技术，《卫拉特法典》源于卫拉特蒙古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反映了当时卫拉特部落的文化习俗，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法典》的特点突出：首先，它不是继受法，并没有以其他民族的法典为参考，法典本身由蒙古人自己起草。《卫拉特法典》的内容涉及到卫拉特各部落之间的内部社会关系。其次，《法典》创制的过程已程序化。它是经过议事机构 “丘尔干”所制订的。“丘尔干”初期为临时召集卫拉特各部落举行会盟的临时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