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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审查起诉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摘 要 本文指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和客观公正义务，决定了其在“排非”程序中的主动性和优越性。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证据，有利于防止法官被非法证据污染而产生偏见的风险，有利于保障庭审程序集中、高效进行。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审查起诉阶段的“排非”程序运行中，存在非法证据排除比例不高、辩护律师参与率较低、证据收集合法性证明形式化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强化检察官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专题教育培训，纠正其认识误区，树立先进、科学的司法理念；赋予检察机关在“排非”程序中的权利告知义务，强化对犯罪嫌疑人程序保障；提高律师在“排非”程序中的参与率和辩护质量；设立以听证为主、书面审查为辅的证据合法性调查核实模式。 关键词 审查起诉 庭审中心主义 非法证据排除 人权保障 作者简介：曾天，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谢登科，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6-121-02 “庭审中心主义”不仅要求突出庭审在诉讼中的核心地位，更要求庭审活动的实质化、诉讼化、制约化，严格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尽早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在“庭审中心主义”下，审查起诉阶段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被赋予更为紧迫的时代使命。但从实践运行来看，目前规定仍然不够明确、细化，导致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中的困惑与混乱。因此，有必要对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完善。 一、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意义 刑事诉讼的核心任务是查明事实、惩罚犯罪。检察机关所承担的法律监督职权和客观公正义务，决定了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重要意义： 第一，检察机关所承担的法律监督职权和客观公正义务，决定了其在“排非程序”中的主动性和优越性。检察院所承担的法律监督权可以积极、主动地监督和查处侦查机关在调查取证中的违法行为。正如有实务界人士所言：“公诉权不具有审判权的超然中立地位。检察机关的客观公正义务，赋予其发现和纠正非法侦查行为的责任和使命，也为公诉权监督侦查权注入动力和积极性。公诉权的主动性以及公诉与侦查的亲密性，使它与审判权相比，更具有监督侦查权的优越性，更能主动发现和纠正非法的侦查行为。” 因此，检察机关公诉权的积极、主动性，决定其在“排非程序”中的优越性和便利性。 第二，在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证据，有利于防止参与案件实体审理的法官被非法证据污染而产生偏见的风险。有学者认为：“案件尚未进入实体审理，法官便通过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了解到案件事实，遭到不必要的污染，这对后续实体性审理而言是非常不利。” 而在审查起诉阶段启动“排非”程序，则可避免非法证据进入审判阶段，有利于防止参与案件实体审理的法官被非法证据污染而产生偏见的风险，从而保证了审判阶段案件的公正裁判，也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功能的实现。 第三，在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证据，有利于庭审程序集中高效进行。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证据，则可以让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问题进入庭审，从而有效避免上述困境，有利于法庭将主要时间和精力集中于定罪量刑等实体问题的处理，保障庭审集中高效开展，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二、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困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该条款赋予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力。第171条第1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可以要求其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上述规定共同为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证据提供法律依据。不过，总体而言，上述规定仍不够具体、细化，由此导致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中的困惑与混乱。比如，J省C市N区检察院自2010年《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至2014年12月期间，在审查起诉阶段启动“排非”程序案件共计50件。其中，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数量为23件，占比46%；启动“排非”程序而未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为27件，占比54%。因排除非法证据而导致做不起诉决定的案件比例为4.3%。在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中，依申请排除约占52.2%，依职权排除的比例约占47.8%。通过对J省C市N区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比例并不高。从司法实践来看，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案例并不多。这主要是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证据”的界定较为模糊，导致办案人员对“排非”程序的适用较为谨慎。比如在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有合适成年人在场， 但却缺乏合适成年人在场，所获的被害人陈述是否予以排除，办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