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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投资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路线图之我见 　　我国石油投资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力和目的是保障我国石油及替代能源的足量、市价供应;作为一个原油进口大国，只有一个促进石油领域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竞争体制，才可能满足国内规模不断增长、进口依存度不断上升的石油需求。建议放开石油领域准入，废除有关石油投资的行政性垄断规定，推进国家石油公司的混合所有制化及向国际石油公司转变，形成多元投资主体良性竞争的石油投资体制，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石油投资体制改革不能激进，必须在大方向和总体思路设定的前提下，按照一个政策路线图进行改革。 　　一、中国石油投资体制改革总体思路 　　中国的石油投资体制将面临一个大的转型，即从国家石油公司体制（NOCs）转向国际石油公司（IOCs），从对内封闭和垄断转向对内开放，国家力量和民间力量应该有机结合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共同为实现中国石油的长期稳定充足供应发挥作用。 　　（一）从对内封闭到对内开放，引入竞争机制和退出机制 　　在以国家石油公司为核心的石油投资体制下，石油领域投资是政府的特权，政府通过行政力量禁止或有限允许民间资本参与石油领域投资。比如，在上游勘探开发领域，政府以行政垄断的方式禁止或极其有限允许国家石油公司以外的投资主体进入该领域;在中游的炼油领域，政府通过强制行政命令的方式关停地方炼油企业，并垄断地方炼油厂的油源（即使有非国营贸易的配额管理，但仍然要使用国家石油公司的排产计划进行“归口管理”）;在下游的成品油批发零售领域，尽管存在较大份额的民营加油站，但都无法改变油源被限制的困境，以至于2011年民营加油站数量比2010年减少1000家。所以，以国家石油公司为核心的石油投资体制，本质上是对内封闭的。 　　要适应并解决中国石油进口规模和依存度越来越大的现实问题，必须从对内封闭转向对内开放，除了国家石油公司这种投资主体，还应该有其他国有石油公司、民营石油公司等投资主体。在石油投资的上、中、下游各环节按照一定公开标准对各类投资主体开放，引入竞争机制和退出机制。 　　如果允许其他投资主体进入，则必然存在原有投资主体“退出”的问题。中国以三大国家石油公司为核心的石油投资体制下，石油市场的退出机制是缺失的。引入退出机制，就必须对原有三大国家石油公司占据的“权利”按照合理规则重新配置。比如，在上游领域要进行矿业权改革，提高最低勘察投入标准，在已经勘探登记的区块引入退出机制，未完成最低勘探投入的区块，国家收回，在市场上重新进行招拍挂，通过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引入新的投资主体。 　　（二）从国家石油公司到国际石油公司 　　国家石油公司的身份并非一成不变。当一个国家作为石油生产国和石油净出口国时，国家石油公司这种投资体制和组织模式可以用来统一出口渠道，增强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当石油生产国的石油生产量逐渐减少、储产比逐年减少、后备储油能力不足时，把国家石油公司改造为国际石油公司，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做法。事实上，目前世界上除了美国以外的国际石油公司，其前身都是原来的国家石油公司，但是随着时代发展，政府纷纷在放松管制中退出了全部股份，比如英国的BP石油公司、意大利的埃尼集团、法国的道达尔公司、英国和荷兰的皇家荷兰壳牌集团、西班牙的雷普索尔YPF公司等。目前，还有一些国家石油公司正在向政府逐渐减少股权和控制力的国际石油公司转型，比如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印尼国家石油公司、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挪威石油公司、奥地利OMV集团，转型方式主要是通过改制或上市，逐渐退出政府全部或部分股权，按照现代公司治理规则运行，扩大国际化经营范围和深度。 　　当然，从国家石油公司向国际石油公司的转型是变革性的，最根本的一点是其中的政府股权的退出。退出可以是快速的，也可以是渐进的;可以退出全部，也可以退出一部分;可以保持51%的控股地位，也可以持有50%以下的参股地位。但总而言之，中央政府此时必须和对国家石油公司的直接控制权（股权、人事任命权、剩余索取权或股东分红、“超额利润特别收益”）脱离关系，使公司成为独立法人，按照现代治理结构或上市公司规则运行，作为公众公司或现代社会的企业公民身份承担社会责任。 　　从国际经验看，石油净进口国也可以保留国家石油公司，但此时国家石油公司的主要职能并非垄断国内石油勘探开发和冶炼销售，而是更重要的“开源”和服务功能，即作为国家的一项公共品或公共机构，为石油投资主体在海外提供油气资源、信息、石油储备等。 　　（三）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应该有机结合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 　　研究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巴西等石油净进口国（或地区）的石油投资体制，容易发现他们在改革以国家石油公司为核心的石油投资体制、降低民间资本在上中下游投资准入门槛的同时，还保留了国家石油公司。他们对国家石油公司进行了股份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