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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征用土地使农民损失2万亿 《２１世纪经济报道》载文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温家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特别强调了农村土地征用问题。温家宝指出，目前不少征地项目不给农民合理的补偿，不妥善解决农民的生计，造成农民失地失业，危及农村社会稳定。温家宝要求抓紧研究政策，修订法规，改进土地征用的补偿方式，增加给失地农民的补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不久前指出，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剪刀差让农民付出了６０００－８０００亿元的代价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２万亿元的损失。他举例说，开发浦东时向当地农民征一亩粮田补偿２．３万元，１亩菜地补偿２．８万元，另外再投入６、７万元完成七通一平工程，等到出让给开发商时，已高达２０、３０万元１亩。与此同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完成了一份历时２年的关于广东南海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的调研报告。这份报告指出，按照我国东部地区一般耕地年产值８００元左右计算，每亩土地补偿费至多２万多元，仅相当于普通公务员１、２年的工资收入。更深层的问题是，国家征地的目的就是为了从事非农建设，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土地级差收益的上升。而现行的补偿原则规定只是按被征用土地的原有用途进行补偿，只是对农民原来在这块土地上从事农业时的收益进行补偿，而与这块土地的未来用途和地价升值毫无关系。课题提供的数据表明，１９８７年至２００１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３３９４．６万亩，其中７０％以上是征地，这就意味着至少有２２７６万亩耕地由原来的集体所有变成了国家所有。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３０年的３０年间占用耕地将超过５４５０万亩。 述评：２万亿这一巨大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也使我们这些非农的城市人感到羞愧。李昌平先生有关三农问题的三真名言中有农民真苦一句。嗟夫！如陈锡文先生所指出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被剪刀差所剥夺；而到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农民虽然得到了土地的承包权，但却因土地的低价征用受到了更大的剥夺！农民焉得不是真苦？然而往事不可追，我们要反思的是制度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对农民的这种严重剥夺？剥夺当然并非是领导者的故意，公平地说，自改革开放来，没有一个领导在思想意识上是不重视维护农民利益的。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我们的看法是，问题就出在我们始终没有把土地真正交还到农民手中，始终没有给他们法定的、永久的土地使用权！试析之：低价征用土地，严重剥夺了农民，那么，就改成高价征用吧，这样农民总不会吃亏了吧。然而，高价征用又会损害国家和其他群体的利益。何况，怎样的价格才算是高价？或者应该准确地说，怎样的价格才算是公平？相信没有一个领导人、也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够明确给出这种价格。我们现在批评低价征用，也只是事后的一种总结。因为价格这个东西，只能在交易中才能产生，只要交易是自由的、自愿的，信息是透明的、比较对称的，规则是公正的，价高价低都是双方根据市场供需进行博弈的自然结果。问题恰恰在于，由于农民没有最终的土地使用权，所谓的集体所有其实是一种所有者缺位，在政府的强制之下，在工商业资本利用信息不对称的诱骗之下，集体只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乌合之众。农民们没有手段、作为个体也没有积极性来与强大的政府和工商业资本进行博弈，只能一边倒地被后者所剥夺。而要想让农民免于沦为被剥夺者，就应该通过制度改革给予他们作为交易方的公平权利：首先要把土地使用权直接交到农民个体手中，明确这块土地是你所拥有的财产；其次是立法保护他们的这种财产权，非经本人同意不得被强制征用于非公益用途；再次，在此基础上，农民们应该组织起来，真正以集体的名义聘请专业的法律人士和经济专家来弥补自己的信息不对称，请他们作为代理人与征用者开展博弈，凭借专家们的专业知识来判断当时当地市场的供需情况包括未来的市场发展预期，与征用者讨价还价。如此，农民才有可能摘掉自己头上戴了半个世纪的被剥夺者的帽子，否则的话，他们还将被继续剥夺下去。按陈锡文先生的说法推算，在未来的十几年内，农民们还将因土地的低价征用被剥夺３万亿元以上的价值！回过头来说，这些年一些城里人是怎么先富起来的？难道一个重要原因不正是农民的这种严重的被剥夺而成全了他们吗？[][11]来源：中经分析小组 中国耕地估值7000亿美元 征地制度要改 　　从掌握着全球上万亿美元的基金到经济专家，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土地制度革命”。 　　近日在杭州举行的第十届“里昂证券中国投资论坛”上，土地制度改革将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农民收入的提高，使自２５个国家的２００余个基金的管理者对中国公司产生兴趣。 　　里昂证券行政主席顾家利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表示，中国过去三年的财产权发生了深刻变化。今年３月１日中国开始实施全国人大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确立农民拥有自己土地３０年的使用权和转让权，９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