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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 血脉相连 【摘 要】本文从比较文学角度比较海峡两岸的两位作家的两部作品。尽管两位作家的文风有极大的不同，但由于知识分子主人公有相似的心灵遭遇，所以他们透露出的心态、处世、人生信念等有着惊人的一致。比如“进则化，退则隐”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的特色，人情世故层面也透露出共同的传统文化心理，这反映出海峡两岸共同的传统文化心态。 【关键词】宏大叙事；退则隐；人文关怀 宗璞和赵淑侠均是笔者比较喜爱的作家，尽管她们的文体风格有极大的不同。但这两部作品中透出的爱国情、人间情、及其人生哲思却有许多相同的意味。因此笔者拿这两部作品进行了一番详细的比较。 先比较一下两部作品的不同之处： 首先，宗璞的写作语言非常优美空灵，而赵淑侠的作品语言却结实有力；其次，《三生石》是以个人的心灵际遇来突现时代，时代藏在作品内容背后，作品内容讲述以个人的心灵际遇为主。有种从“一滴水里见宇宙”的空灵感。《塞纳河畔》却是在时代动荡中描绘人物，主人公的个人遭遇和时代紧密连在一起，有种“宏大叙事”的感觉[1]；最后，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三生石》中女主人公梅菩提的男友方知略显女性化色彩。但他为了菩提可以牺牲自己，两人共同谱写一曲感人的爱情颂歌，可谓珠联璧合。而《塞纳河畔》中男主人公柳少征的女友夏慧兰却是东方文化的化身，而且是优雅、智慧、利他的仙子。略嫌为了突出东方文化而有意拔高人物。他俩的爱情便显得不够珠联璧合。 尽管两部作品有以上种种的不同，我却还是要强调两部作品中血脉相连的部分。 首先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知识分子的情怀惊人的一致，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退则隐”的特色。话还得从头说起：《三生石》中梅菩提是反动学者梅里庵的女儿，其父被迫害致死，触目惊心。她也直接处于文革的风雨飘摇中，除了精神灵魂严重受伤外，她在“牛棚”已呆了七个多月，她还刚得知自己患了乳腺癌。但即便如此，无论是她还是她父亲仍然爱国。她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相信毛主席总是有他的道理的。”面对如此厄运，菩提仍不丧失的是对祖国的信念。她想到的是要坚强，要活着。《塞纳河畔》中的柳少征的童稚心灵里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总在打仗。青少年时期随舅舅离开大陆赴台后却是戎马半生的舅舅贫穷寂寞地死在一张破竹床上，以及商业化的冲击导致老婆对他的背叛。怀着对沧桑祖国的绝望他躲到远远的巴黎经营小小“古今书屋”的店铺。但控制不住的心儿却总是飞往遥远的黄河、长江、白山黑水和宝岛。他能在“古今书屋”嗅到故国的泥土香。孤独的无处排解的他最后终于在中国文化的化身―夏慧兰那觅到心灵栖息处。 同样受难，菩提父女依然爱国。她相信韩老所说：“最高神经系统失调，癌细胞一旦得势，就难制止，不过总该是正常细胞打赢。”她坚信人性美好并且不丧失生活希望。柳少征干脆离开祖国躲的远远的，但却有“无根”的感觉，只有到中国文化里才找到归属感。 综上所述，我们说他们特别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的特色。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由于没有西方工业社会与学院知识分子很强的专业独立性，他们依附于统治阶级，在乱世中便不得不“归隐”。尽管他们具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大事的文化传统但他们缺乏主动性，处于顺境时，表现的是儒家的积境时，转以佛道思想为走向，以退隐、悠闲田园诗人似的气息来过日子。“进则化，退则隐”是他们处世的基本心态，[2]但却无法真正归隐不求闻达。两位主人公在受难面前均采取了隐忍态度。他们对时局有所不满但缺乏主动正面的表现，往往使用含蓄、间接方式来疏解不满情绪。菩提直接受时局迫害躲进“三生石”；而柳少征感到大陆台湾的乱世不公，躲进“古今书屋”――巴黎一隅，却无法真正找到心灵归属。寻寻觅觅终于找到夏慧兰所代表的以爱情为外衣的东方文化中。 毕竟是女性作家，即使是胸怀天下的女性，也免不了为主人公安排爱情庇护所。菩提遇到了方知，他不仅是一位负责的好医生，还是她心灵的栖息地，支撑她生存信念的坚强力量。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尽管痛苦暂时看不到头，而幸福的时刻只在瞬间。他们一同默默地凝视窗外燃烧着的三生石，活泼的火光在秋日的晴空下显得很微弱，但在死亡的阴影里，那柔弱的，然而活泼的火光，足够照亮生的道路。”[3] 柳少征遇到了夏慧兰，一个35岁的女博士，一个中国文化的化身。她高雅端庄可又不失活泼、天真。尽管他们之间有层层误会最终才明白对方心迹。但柳少征的解不开的思想疙瘩总是一一在她这化解，尽管他觉得她高不可攀，但只有在她那里，他骚动不安的灵魂才能平息，“无根”的痛苦才能得到排解。 总之二主人公均遭到祖国母亲虐待，心灵遭到极大创伤，却均采取隐忍态度但并不丧失希望。并且二者均躲到爱情中去寻找庇护。 其次，除了主人公具有相同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情怀外，两篇文章均包含深厚的人文关怀。[4]两位女性作家均深入到历史、文化和人性层面进行探讨。 《三生石》的时代背景是十年动乱，整篇文章散发浓厚的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