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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人航天五种国际合作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国际合作是世界各主要国家提升载人航天经济收益、分担载人航天风险，推动载人航天事业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回顾人类开启载人航天事业以来国际合作的重要案例，归纳总结载人航天国际合作的模式，对发展中国载人航天国际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载人航天国际合作的五种模式 冷战结束之后，载人航天国际合作更加活跃，合作水平更高，范围更广，方式也趋于多样化，可以归纳为“合伙企业”、“资产共享”、“以货易货”、“超级市场”以及“培训学校”五种模式。 “合伙企业”模式：合伙企业是一个经济概念，指两人以及两人以上按照协议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的营利性组织。合伙企业具有财产共有，责任连带等特点。顾名思义，在载人航天领域，以“合伙企业”模式开展的国际合作主要指参与合作的各方，多是具有一定航天技术的国家，通过联合投资、明确分工，共同完成载人航天工程。当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载人航天合作项目――国际空间站――就是“合伙企业”模式的典型案例。 “资产共享”模式：“资产共享”模式是指国家通过“相互利用空间设施”的方式进行合作。此前，各国采用“资产共享”模式进行了多次合作。1988年，苏联同法国签署载人航天合作协议，规定法国向苏联“联盟号”间站派驻宇航员进行太空活动。1993 年，美俄签署协议，由俄罗斯向美国提供“TM 号”宇宙飞船，作为美国“自由”号空间站的救援飞船。 “以货易货”模式：所谓“以货易货”模式，就是各主要航天强国根据取长补短，互惠互利的原则，通过交换太空技术以及应用成果的方式进行合作。例如冷战时期，苏联与澳大利亚就曾达成协议，交换外空科研数据并进行人员交流。 “超级市场”模式：载人航天活动的成果涵盖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等多个领域，数量多，价值大，恰似商品玲琅满目的“超级市场”。对太空科技成果有需求的国家根据自身需求，同航天强国进行合作，从强国的航天成果“超级市场”中寻求引进相关技术产品。这种客观存在的供给和需求决定了“超级市场”模式在未来具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培训学校”模式：载人航天领域的培训学校主要是先进航天国家在国际协议允许的范围内为其他国家传授航天技术和培训航天员。冷战时期，苏联的加加林航天中心曾经为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东德的宇航员提供培训。在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为提高载人航天活动的经济效益，也先后培训了韩国、中国等国家的宇航员。 显而易见，载人航天国际合作的五种模式各有特点。不同合作模式的准入门槛各异，合作方式有别。在载人航天国际合作的五种模式中，“合伙企业”以及“以货易货”两种模式要求参与合作的国家具备一定的载人航天科技水平，拥有一定规模的太空设施，可以独立承担分工并有能力获取可供交换的太空科研成果。而针对尚未具备独立载人航天能力的国家，国际合作往往或是通过“资产共享”模式“借用”或者“租用”先进国家的空间设施，或是通过“超级市场”模式购买先进成果，或是通过“培训学校”模式吸收先进经验。 除此之外，五种载人航天国际合作模式的运作方式不同，风险与收益也有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载人航天国际合作不论采取何种模式，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且，由于大部分载人航天国际合作均涉及到敏感技术交流乃至技术转让，因此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法律、信息和国家安全风险。载人航天工程具有政治经济安全等战略价值，是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竞相争夺的制高点之一。当今世界的载人航天工程绝大多数是由政府投资，国有机构或企业运作，具有浓厚的政治背景。这就决定了载人航天国际合作大多发生在政治关系稳定密切的国家之间，合作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间政治关系的走向。 中国载人航天合作的战略目标 中国是世界上第三个具备独立载人航天能力的大国，有能力同世界各国开展不同水平、不同层次的国际合作。2012 年 6 月，中国“神舟九号”成功完成与“天宫一号”空间站手动交会对接、自动交会对接等任务，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再度迈上新台阶。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王兆耀强调“中国将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透明开放的原则，积极与世界有关国家和地区开展载人航天领域的合作，共同推动世界航天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也认识到同美俄相比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科技水平尚处在较低水平，航天产业资源转化能力、市场化能力和产业技术能力不强，削弱了中国航天的总体竞争力。随着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的逐步推进，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也面临着投资风险加大、技术攻关难度提升等问题。为此，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主任王兆耀曾表示，中国希望未来在“技术合作”、“太空应用”、“航天成果”以及“航天员培养和联合飞行”等方面重点开展国际合作。 具体而言，在航天科技方面，尽管中国已经掌握了载人飞行、交会对接等载人航天关键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