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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边缘人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民工涌向城市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现行制度缺陷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成为我国社会转型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边缘化群体。本文从农民工的政治融入着手，从政治态度切入，对农民工这一边缘化群体的政治效能感进行研究，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缩写为CGSS）的调查结果，通过构建logic理论模型，分析了处于边缘化的农民工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对其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对其自认为政府对其要求是否有回应，对其政治参与行为具有积极作用，自认为政府会对其要求有回应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进行政治参与。 　　【关键词】农民工；政治参与；政治效能感 　　一、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2013年我国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比上年增加633万人，增长2.4%。大批农民工涌向城市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城乡二元分治的户籍等制度性因素、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地方政府的歧视性政策以及农民工自身素质较低等原因，农民工成为我国社会转型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边缘化群体。 　　农民工渴望和市民一样享受城市生活，但现实中他们却在城市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农民工渴望通过在城市进行政治参与获得平等的权利，但现实中他们却没有有效的参与途径，很难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城市故意设置和抬高农民政治参与的门槛，使得农民工徘徊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进一步弱化了其城市归属感，强化了其边缘化意识。农民工的这种被边缘化，难免会使其对社会产生敌对情绪还有可能产生报复社会的行为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我们可以从农民工的政治融入着手，通过推动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让农民工成为城市的管理者，为城市的发展建言献策，提高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增强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促进他们更好的融入城市，为城市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另外，推动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有利于维护农民工群体的合法权益，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减少他们所受到的各种歧视，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与市民的同等待遇，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有着积极意义。 　　从政治态度切入，对农民工这一边缘化群体的政治效能感进行研究，可以据此观察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行为，为扩大农民工群体的参政议政途径，提高这一庞大的边缘化群体的政治参与满意度，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农民工政治参与进行了相关研究，郑传贵（2004）调查发现，农民工在工作单位和城市居住地社区的政治参与都不够积极。另外，石川，杨锦绣（2009）分析发现，流出地农民工家庭对政治现状的评价和对政治代理人的满意程度是决定该家庭是否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因素；外出务工收入比重、家庭成员中成年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家中是否有村干部等特征对该家庭参与政治活动的影响比较显著。然后，陈旭峰、田志锋、钱民辉（2010）的研究表明经济层面的适应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心理层面的适应变量，社会层面的适应变量对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意愿影响最弱。最后，邓秀华（2013）就促进农民工政治参与提出了，及时修订、废弃与《宪法》相冲突的诸如《户口登记条例》等一系列现存法规制度和加快制定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切实规范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内容、形式和程序，以进一步完善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法律制度，确保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法定性和可操作性等建议。 　　国内学者对农民工群体政治效能感的研究相对较少。何植民，李彦娅（2013）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发挥的主要影响因子分析发现，自身素质的内在约束、身份认同困惑、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有较大影响。另外，邓秀华（2010）在转型期农民工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的研究中发现，低下的政治效能感，影响了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积极性。 　　国内外学者对非农民工群体政治效能的研究相对较多，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效能和政治参与的相互关系。熊美娟（2014）研究了政治效能对政治参与的作用，研究发现政治效能对政治参与有较强的解释力度；另外，李蓉蓉（2013）在农民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政治效能感是影响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但是相较于外在政治效能感，内在政治效能感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更为显著。金姗姗（2012）基于浙江省间村的实证调研，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政治参与行为对于村民的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