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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数学与生活（二） 　　1 　　丘成桐，1949年生于广东，长于香港，陈省身弟子，25岁时任斯坦福大学副教授。27岁解决著名数学难题——关于凯勒-爱因斯坦度量存在性的卡拉比猜想，1979年以教授身份任职普林斯顿高等数学研究所。1983年获数学研究领域最高奖项之一菲尔兹奖。2010年获以色列沃尔夫数学奖。现任哈佛大学讲席教授。丘成桐热心于推动中国的数学发展，在中国建立并领导多个数学研究中心，致力培养年轻数学家。 　　众所周知，科学由许多科目组成。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会诞生许多新的课题。有趣的是，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往往来自两个或多个古老科目的融合。如果我们对这几个相关科目都很熟悉，就可能会获得巨大的成功。因此，我总是建议学生至少同时掌握两门不同领域的知识，并努力将不同的科目结合起来。 　　在大学里，我们学习的知识可能取决于学校的要求。好的学校，比如哈佛，会要求学生学习许多不同领域的知识，打下良好的基础。哈佛大学的大部分学生不但学习刻苦，还经常互相交流，选修不同学科的课程。我一位朋友的儿子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主修埃及文学，但毕业一年后创立了一家相当成功的高科技公司，可见通才教育的成功。 　　但是，当涉及更具体的事情时，大学教育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进入研究生院深造，无论身在何处，都有学习的机会。我一生都在研究数学，同时也研究物理学。我的许多博士后学生拿的是物理学而非数学的博士学位。我选择物理学博士生，是因为我需要向接受过物理学专业训练的年轻人学习。 　　决策 　　决策取决于许多因素，如个性、能力和外界的约束。选择研究方向时，需要权衡众多影响因素，例如需要的资源、可能产生的后果和团队的个性情感等。当机立断需要一种直觉。这种直觉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与朋友讨论有助于拓宽这些知识和澄清疑点。经过足够的磋商、饱读相关的材料、权衡利弊，都能帮助我们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最重要的因子来自以下直觉：如何更好地实现在研究或生活中早已设立的长远目标。 　　屈原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有时候人们会为了短期的目标而迷失终极目标。在这方面，道德教育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她总是提醒我要坚持自己的理想。我们不能放任自己，为了短期收益而忘记初始目标。即使我们的目标是赚钱，也要考虑社会结构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状态，没有人可以不依赖别人的帮助或者不去帮助别人而获得成功。 　　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工作了三年，带了不少研究生。中国的学生想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来学习，我都尽力帮助他们，无论他们是否做我的学生。有一位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希望学习数论。我安排他师从杰出的数论学家哈罗德·斯塔克，他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双聘教授。但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也许出于个人原因，没同意他来加州大学。那个学生被派往普渡大学，学习他不太感兴趣的代数几何。尽管他的博士论文取得了进展，但毕业时仍然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经过很多年艰苦的生活，他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成为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暂聘讲师。虽然环境并不尽如人意，他还是坚持做他心爱的数论研究。2013年4月，他解决了数论中最难的问题之一，20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虽然他的薪水不高，却很享受研究的乐趣和所取得的成果。这位学生就是现在极负盛名的张益唐教授。 　　我在圣地亚哥任教时带的一位学生跟随我到哈佛大学继续做研究。在我的指导下，他完成了几何学中几项重要的工作。他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在选择工作方面不接受我的建议。毕业时，很多名校邀请他担任助理教授。我的朋友汉米尔顿是大名鼎鼎的几何学家，是这个学生的偶像，他在圣地亚哥分校为这个学生安排了一个预备终身制助理教授的职位，但这位学生拒绝了。他选择了普渡大学，因为他觉得普渡大学可以为他解决签证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三年后他被迫离开普渡大学，其实他的工作做得很出色，但他不懂得处理系里的人事关系，因系中的教授排挤而离去。他因此觉得累了，不想再继续从事科研。他虽然曾经做出杰出的贡献，但因为疲惫和失望，选择放弃数学，对此我深感遗憾。 　　坚守 　　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但个人的能力和性格会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如何克服困难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对于研究来说，坚持不懈是非常重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能从所做的事情中获得欢愉和成就感。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学生在他研究生涯的最后阶段告诉我，他已经逐渐对研究失去了兴趣。我想这就是这两位数学家之间最主要的区别，遗憾的是，他们的人生也是截然不同的。不过，我还是希望我那位学生振作起来，前途还是光明的。 　　我也见到很多早熟的年轻人，一早成名，却往往因一念之差而开始沉沦。我的一位学生书读得不错，解决了我提出的一个有名问题的第一步，受到数学界同仁的重视。但是几年后，他开始发表充满漏洞的数学文章，又依靠剽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