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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际产业转移技术溢出及吸收能力门槛效应研究 摘要： 从承接地吸收能力的角度出发，选取2000～2011年西部地区11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国内区际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东中西部地区企业技术差距及金融发展程度对产业转移技术溢出皆存在门槛效应。同时，利用门槛回归模型对这4个吸收能力的代理变量做进一步检验，从这4方面测算了产生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水平。 关键词： 区际产业转移；技术溢出；吸收能力；面板门槛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1.5；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2-0032-05 一、引言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以丰富的劳动力、较低的资源价格及税收优惠等政策，吸引大量资金注入当地。这些投资在增加资本存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及人力资本开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在承接地投资建厂或合作经营，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欠发达地区技术水平的提升，也就是说区际间产业转移时存在一定的技术溢出。技术创新能力被认为是驱动一个国家或地区保持长期经济稳定增长的源动力，地区的技术进步主要源于自主创新能力和从外部进行技术引进并加以模仿、学习，最终通过溢出效应达到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如何更好地消化吸收产业转移时溢出的技术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纷纷从承接地吸收能力的角度出发，研究各国或地区不同的吸收能力会引发不同程度的技术外溢效果。 国内外研究技术溢出吸收能力影响因素的结论各异，但综合分析大致可分为承接地自身特征和其他外部因素两大类。前者包括承接地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政策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效率；后者主要是指产业集聚效应和技术来源地特征。研究国际产业转移时，一些学者从东道国单一影响因素出发，将其他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研究对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大小。如赵奇伟、张诚采用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证明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滞后是造成FDI溢出效应为负的原因之一[1]；李燕、韩伯棠等从技术差距角度出发，运用我国1991～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证明地区技术落后会阻碍对溢出效应的吸收[2]。还有的学者同时考察多个影响吸收能力的因素，均证明东道国吸收能力越强，越能促进产业转移时的技术外溢。张宇、蒋殿春基于DEA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状况以及地区经济结构这几个影响因素，并测算了能够引发积极的技术外溢的门槛水平[3]；李梅、谭力文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状况、金融发展程度和经济结构4个方面出发证实其影响，并测算了FDI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溢出时这4个因素的具体门槛值[4]。 与研究FDI溢出效应相比，国内区际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就属凤毛麟角了。国外学者MacDougall认为区际产业转移产生技术研发溢出效应[5]；Caves、Kokko根据技术溢出的不同途径，系统地阐述了迫于移入企业的竞争压力和本地企业的学习模仿会产生技术研发溢出效应，从而促使本地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效率[6，7]。而国内学者董建蓉、李文生基于要素禀赋理论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分析了东部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西部的必要性，以及西部地区具有资源、政策和潜在市场等优势能够承接东部产业向西部的转移[8]。 纵观现有文献，关于区际间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效应，多数停留在经验研究，较少文献从实证的角度出发，并深入测算技术溢出门槛值的也很鲜见。因此，本文从以下3方面拓展：首先，运用2000～2011年西部地区11省数据，基于Griliches、Jaffe模型[9]的拓展，在创新函数中加入区域产业转移（TR）和国际产业转移（FDI），采用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方法，检验区际产业转移是否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其次，借鉴已有的区际产业转移的经验研究和FDI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从西部地区的吸收能力角度出发，基于Borensztein构造连乘模型[10]，判断吸收能力4个代理变量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最后，采用Hansen提出的非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11]，测算产业转移时吸收能力的代理指标达到什么水平时，技术溢出效应会充分显现和显著跃升。 二、模型设定与分析方法 （一）技术溢出效应的检验模型 根据Griliches、Jaffe提出的基本知识生产函数，把创新产出作为关于技术知识投入、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等投入变量的函数，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区际产业转移（TR）和国际产业转移（FDI）加入其中，构建模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