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消费的青春：台湾校园电影的叙事分析.docVIP

被消费的青春：台湾校园电影的叙事分析 　　摘 要：台湾校园电影向来以其清新、纯真的文艺风格备受观众喜爱，而在这其中《蓝色大门》几乎是毫无争议的被看作新世纪青春片的开山之作。本文以《蓝色大门》为例，通过结构、意象、同性、文本四个方面对其叙事风格进行探讨。 　　关键词：叙事；意象；同性；消费 　　《蓝色大门》是2002年由台湾导演易智言执导的电影，曾获2002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展示，及第2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的提名。《蓝色大门》有着台湾校园电影一贯的清新质朴，电影里简单、执着而热烈的青春，带给观众扑面而来的既惆怅又温暖的心理感受。 　　1 线性结构与个人叙事 　　导演易智言采用了最朴素的叙事结构，将电影故事按顺序线性发展，尊重情节在时间上的因果逻辑关系，在时间顺序上没有大幅度的跨越，也没有倒叙、插叙等时间跳跃手段，给观众呈现出完整的故事流程，保证了时间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校园电影基本采用个人叙事，个人叙事的目的就是要解构主流话语强调的那种集体的、整体的、一元化的叙事模式，从而建构丰富多样性的历史。《蓝色大门》中男主角张士豪与女主角孟克柔的之间的感情正是在高中备考大学那段特殊时刻中个人的历史。 　　整部电影的情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平淡的叙事，后三个阶段分别有着不同的激情变奏，每段冲突和最后高潮的到来水到渠成。在情节的第三阶段中，叙事者聚焦和人物（张士豪）聚焦均为无知视角，如果不是孟克柔的自我陈述，观众只是会觉得她拒绝张士豪只是因为照顾到与林月珍的友情，而不会深层次的考虑到孟克柔是一位有同性恋倾向的女生。影片的真正冲突主要在于人物的内在冲突，孟克柔、张士豪、林月珍以及整个校园、社会也许存在强烈的外在冲突，但是推动故事的力量是来自于她们自己内心深处对爱与温情的渴望。 　　2 诗化青春与意象叙事 　　导演杨德昌曾说“台湾只有两类电影―――青春片与非青春片。”可见青春电影在台湾所占比重之大。台湾青春电影的热潮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市场化的需要，结合流行元素满足以青少年为主体的观众需要；另一方面是台湾独特而的政治经济背景，尤其是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造成了大量青少年的另类族群，成为社会上最不安全的因素，使人们关注的目光集中于探讨成长经验。[1] 　　在诗意的青春里，导演在影片中穿插了若干带有暗示意味的叙事意象，如此一来，在这种青春的叙事下，影片就把同性情感包装成了一种萦绕在青春期里的淡淡的伤感情绪。 　　（1）卑微的爱：面具。在《蓝色大门》剧情发展的第二阶段里，孟克柔有一组与林月珍伴随动感音乐翩翩起舞的镜头，但特别的是，孟克柔戴着林月珍硬塞给她的张士豪面具。孟克柔对林月珍的爱，在林月珍对张士豪的爱的面前是卑微的，不合法的―――这是一个象征，暗示了孟克柔的匮乏与不足，她唯有成为张士豪（也就是男性，较之林月珍而言的异性）那样，才有资格和权力去爱林月珍。[2]导演表现出的智慧和独特的审美创造，拓展了叙事意象的功能和疆域，丰富了叙事意象的审美表现力。 　　（2）同性指向：金鱼。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张士豪给孟克柔打电话时，出现了金鱼的画面。不仅在《蓝色大门》，其他一些台湾校园同性电影例如《盛夏光年》中，也出现了“金鱼”的意象―――“金鱼”从科学的角度而言作为鲫鱼的一种变种，从而将同性恋者较之异性恋者“变性”的本质，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外化到具体的物上。影片往往通过一些符号化、象征化的影像定义来制造或强化有关同性恋现象的流行话题，从而进一步将“同性恋”物化成一种消费客体。[2] 　　（3）社会冲突：墙与国歌。《蓝色大门》中一共出现了五次篮球馆二楼的墙。前三次都是孟克柔在墙上写字，而第四次是张士豪蹲在墙边写字，墙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全片结尾处，缓慢的镜头告诉观众孟克柔一直重复写着这句“我是女生，我爱男生”，而最后张士豪则留下了一句“张士豪到此一游，2001，Iwas here！” 　　这里对“墙”这一意象唯美主义的表达方式，其实也暗示了社会大众对同性恋的排斥甚至歧视，现实生活对同性恋行为的污名化使得孟克柔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于是用自我告知的方式将其强制扼杀在了青春的襁褓里。导演深刻把握审美创造的机理和原则，以墙上文字作为贯穿影片的悬念线索并作为影片收场不仅仅符合叙事结构的完整性、逻辑性要求，在顺应电影叙事结构内在统一性原则的同时，也跳出了形式界限的限制，让形式本身成为一种意义表达，带给接受者审美快感和愉悦，并保持开端和结局的和谐平衡。 　　起到同样作用的意象还有片中的“中华民国国歌”，台湾校园有“国歌”响起必须听下手中一切活动并立正站好的传统，而影片中两次“国歌”声起时主要人物都未遵守纪律，在这里“国歌”和“墙”都有暗示社会文化壁垒的意味。 　　3 成长母题与同性叙事 　　成长母题的电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