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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屠守锷：一生为航天 　　屠守锷 　　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著名导弹和火箭专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屠守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12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投身航空缘于曾遭日军轰炸 　　顶着无数光环和头衔的屠守锷，最初从事航空航天研究的动力，却是动荡旧中国的一段屈辱历史。少年屠守锷在上海游学时，父亲来沪接他回南浔老家过春节，走到半路，突然，天空中出现了几十架日本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向地面俯冲下来。父亲意识到大事不好，拉着年纪尚小的屠守锷往轮船码头疾跑。 　　炸弹像雨点般落下来，繁华喧闹的大上海，瞬间房倒屋塌、血肉横飞！面对劫难后的满目疮痍，少年屠守锷立下了自己的终生志愿：一定要亲手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赶走侵略者，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抱着航空救国的决心，屠守锷发奋读书。1936年，屠守锷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在清华设立航空系后，他毫不犹豫转到了航空系。1940年，屠守锷从清华大学毕业，次年又以优异成绩取得公费留美资格，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屠守锷无暇欣赏美丽的异国风情，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学业。两年后，他取得了科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应聘成为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的一名工程师，负责飞机强度分析。他知道，这是一个宝贵的实践机会，要想造出中国自己的飞机，必须有实践的经验，从事这份工作，正是长本事的良机。他整日伏案工作，掌握吸收所能接触到的技术。 　　1945年抗战胜利后，历经浩劫的祖国百废待兴。屠守锷立即辞去了工作，从东部的布法罗横穿北美大陆，历时40余天，到达西海岸的旧金山。没有客轮，他便搭乘开往青岛的运兵船，回到了祖国。1957年2月，正当壮年的屠守锷应聂荣臻元帅之邀，跨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大门。从此，他的命运便与中国航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研制导弹只为祖国需要 　　从回国之初的任教、搞研究，直到1957年，屠守锷的专业都是飞机。“为啥改行搞导弹？国家需要啊！”掷地有声的话语，至今仍回荡在后辈的耳边。 　　屠守锷的新岗位，是钱学森领导下的十大研究室主任之一，负责导弹的结构强度和环境条件的研究。没有资料，没有图纸，他和众多专家一起，既当研究人员，又当学生，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搜集资料，摸索实践。 　　“搞第一枚导弹最艰难。”1960年末，苏联撤走全部援建专家，仿制的导弹是下马还是继续？面对阻力，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几十年后，已经功成名就的屠守锷在接受采访时平静依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慢慢知道应该怎么搞，没有现成的。” 　　没有外援，屠守锷和同事们自行制订了“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还参与制订出其技术发展方向，主持选定了中国中程、中远程及远程导弹等重大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这个规划，对中国导弹与火箭技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2年3月，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在首飞试验中坠毁，痛苦与失望笼罩在科技人员的心头。屠守锷临危受命，两年后，这种中近程导弹连续8次飞行试验都取得成功。与此同时，中国第一代导弹技术专家掌握了导弹研制的重要技术和基本规律，为以后各种型号导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 　　1980年5月9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度零分、东经171度33分为中心、半径70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进行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全世界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屠守锷一生中经历过许多次发射试验，但没有哪一次像这次这样举世瞩目。1980年早春，屠守锷率领试验队进入了依然寒气逼人的茫茫戈壁。戈壁滩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刚还是阳光明媚，转眼就可能飞沙走石。屠守锷身穿工作服，在火箭测试阵地与发射阵地之间穿梭往来，鼻孔、耳朵、衣服里常常灌满了沙土。他常常一干就是20多个小时，困了在木板床上打个盹，又奔赴现场。 　　要确保发射成功，远程导弹身上数以十万计的零部件，必须全部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在那复杂如人体毛细血管的线路管道上，哪怕有一个接触点有毛病，都可能造成发射失败。尽管有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尽管发射队员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但在屠守锷带着大家进行的几十次眼看手摸、仪器测试中，还是查出了几根多余的铜丝。多悬呀！屠守锷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短短几个月，他浑圆的脸瘦了一圈，乌黑的头发也白了几许。 　　导弹在发射塔上矗立起来了。在签字发射之前，屠守锷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年过花甲的他不顾连日劳累，一鼓作气，爬上了发射架做最后的检查。 　　助力“神七”“天宫”飞天 　　“长二捆”这个名词，近年来屡屡见诸报端。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