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直面现实，立足故乡.docVIP

贾樟柯：直面现实，立足故乡 　　2013年底，贾樟柯经历了其电影生涯中的又一次“起伏”。早前已通过审查的《天注定》上映忽然被搁置，不过另一个好消息或许能冲淡些他的无奈：由他执导并担任摄影的纪录片《无用》时隔6年后得以公映，在全国17个城市和观众见面。《天注定》的“命运”让人想起宁浩的《无人区》，但既然《无人区》后来也“松了绑”，有应对此类情况“经验”的贾樟柯就显得更乐观和淡然了，“现在还在沟通当中，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有机会上映。”他还对媒体强调道：“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以前如果说你有问题，那基本就没机会了；现在沟通渠道一直没有关闭，一直在对话当中，这是一种进步。” 　　举起“现实主义”的旗帜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贾樟柯，被视为中国第六代导演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据说当年考大学他原本是想考美术院系的，没想到有天在家乡的电影院看到陈凯歌的《黄土地》，竟萌生了做导演的愿望，于是就真的转考北京电影学院，考了3次，才终于如愿以偿，进入电影学院学习。 　　追溯贾樟柯从出道至今的作品，你会发现“现实主义”这个旗帜鲜明的特征。可以说，贾樟柯的电影创作，深深根植于当代中国近20年的社会现实中。1995年，他拍摄的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57分钟）荣获香港映像节的大奖。这部片子在今天看来未免粗糙和不成熟，但日常的叙事手法和社会真实展现出了它的力量，这种力量延续到他后来拍摄的“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中。贾樟柯是山西汾阳人，他善于在故乡的现实背景下描摹电影中人物的生活和命运，突出表现边缘个体在急速变化的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困境和挣扎。他的电影叙事不急不躁，却有种动人的张力。2010年，《乡关何处：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结集出版。贾樟柯在序文《我的边城，我的国》中谈起3部影片的创作历程坦言道：“这三部曲的确是我不满现实的结果。汾阳，躲在吕梁山里的我的边城，那里的日日夜夜，无数难忘的人和事儿，让我落笔下去变成了电影。这电影又是我的国，里面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是我的世界。”贾樟柯认为，电影是一面镜子，它能把人最真实的、自然的状态呈现出来。“我愿意直面真实，尽管真实中包含着我们人性深处的弱点甚至龌龊。我愿意静静凝视，我们甚至不像侯孝贤那样，在凝视过后将摄影机摇起，让远处的青山绿水化解内心的悲哀。我们有力量看下去，因为——我不回避。” 　　2006年，贾樟柯创作的《三峡好人》再次以其深刻的现实主义意涵打动了众多影迷，并荣获2006年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三峡好人》以三峡工程移民和拆迁为背景，以现实结合超现实的手法，讲述了两个小人物的故事。通过男主角韩三明来三峡寻妻，以及女主角沈红来三峡寻夫的历程，形成两卷平行又交错的图景，从中不仅呈现了移民拆迁中三峡的人文和自然风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深层问题。其后的电影《二十四城记》则将镜头对准国营工厂的变迁和工人的命运。通过三代厂花的故事和5位讲述者的真实经历，演绎了一座国营工厂的断代史。 　　除了拍摄故事长片，贾樟柯这些年也陆续操刀了几部纪录片《东》《无用》《海上传奇》《语路》。其中，以中国著名服装设计师马可为中心人物的《无用》，获得包括第6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第12届米兰国际纪录片电影节Fnac影片大奖等多个国际奖项。米兰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评委称，《无用》以有力而富有诗意的深度影像，自觉而具有原创性的电影语言，呈现出当代中国崛起的事实及崛起时刻复杂而生动的现实状况。 　　体制内外，商业与否 　　说起第六代导演，有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他们起初大多选择了一条体制外的路线，“独立电影”这个词和他们紧密相连。虽然比张元、王小帅、吴文光、娄烨等第六代导演“出道”晚，但贾樟柯因为其创作的主题和风格也被列入第六代导演的队伍中。他曾在《贾樟柯：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一文中自述：“当时只有国营的16个制片厂才有财力、有权利去拍电影，其余都被视为‘非法’。跟那个时候离开国家单位下海做生意的人一样，那些离开体制、独立制作电影的导演，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自觉的意识，就是我们个人要争取表达的权利。”作为一位曾经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中国导演，贾樟柯早年的作品《小武》《站台》《任逍遥》等都没有通过正式的渠道和观众见面，反倒是“墙内开花墙外红”，在国外获得不少奖项。直到2003年底2004年初，大部分第六代导演被当时的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宣布解禁，这其中也包括贾樟柯。2004年，贾樟柯的作品《世界》添加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厂标，以“主流电影”的面目进入一系列常规拍摄和宣传程序，贾樟柯就此摘下“地下导演”标签，这对他来说当然是一个全新开始。 　　解禁之后的贾樟柯，常常被媒体问到关于商业和艺术如何平衡的问题，而第六代导演普遍被贴上的标签是“叫好不叫座”，换句话说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