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课改革创新是唯一出路.docVIP

改革创新是唯一出路 鲁迅提出，“立人”、人的发展，理想境界为“致人性以全”。然而，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与这一境界差距甚远——“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鲁迅认为，唯一的救济方法是改革，“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 　　一、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 　　对于改革，许多人注重社会制度的改革，也有不少人注重西方文化的引进。这些，鲁迅也是很注重的。而且，他以自己的方法身体力行。他坚决地与黑暗的社会制度作斗争，编译西方、特别是受压迫民族的文化经典。然而，他看得更深，他认为：“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他对国民性中的弊端给予尖锐的不留情面的批判。他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他还指出国民性中的“懒惰”和“巧滑”，揭露“做戏”和“看客”等现象，并塑造了阿Q、孔乙己等集中体现国民性落后面的文学典型。 　　鲁迅认为，国民性的改革是极其不易的。“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从国民性的负面看，他把旧中国比作“黑色染缸”，尖锐地指出：“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中国太难改变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他深刻地分析了中国改革的曲折性，指出：“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鲁迅认为，再难也得改革。“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变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 　　中国广义的改革，自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起就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更是意义深远的社会改革。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我党高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我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改革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改革，都在展开，并不断深化。30多年的改革，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改革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先导，恢复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解放思想，突破僵化，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产生了巨大影响。进步是历史性的。然而，与各方面的改革相比，“国民性的改革”跟不上，思想道德领域的问题相当突出，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时有发生。“国民性的改革”相对滞后，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太穷了，首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10多亿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在一段时期内，出现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很难完全避免。“国民性”的改变，本来就难，加上历史沧桑和当今国际环境复杂，中国“国民性”方面存在的问题更难解决。上上下下为克服“一手软”的倾向，花了不少力气，取得了许多成绩，然而效果仍不够理想。 　　“国民性的改革”相对滞后，其负面作用相当大，直接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改革的后腿。“国民性”弊病，使得各方面改革措施的制订和实施，不同程度地遇到阻力。特别是在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之后，改革的深化十分艰难。有的深化改革的措施难以出台，有的改革措施在实施中走样或者实施不下去，有的改革成果丢失。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国民性的改革”不能取得新的进展，不可避免地将对中国的长远发展造成严重危害。在此种情况下，重温鲁迅“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的论断，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国民素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强调解决思想道德领域的问题，丝毫不意味着可以放松法制建设，两者必须有机结合。离开了法制建设，解决思想道德领域的问题，往往是苍白无力的。 　　二、切实地从文化的基础层面解决问题 　　国民性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文化问题。文化的最高层面是信仰、信念问题，鲁迅谈“立人”，首先强调“非信无以立”。文化的基础层面则是风俗习惯问题（当然，风俗习惯问题与信仰、信念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对此，鲁迅给予了极大关注。他赞成列宁（当时译作“乌略诺夫”）对“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所作的分析，并联系中国实际，对“风俗习惯”问题作了深刻论述。列宁指出：“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鲁迅评价说：“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接着，他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