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公共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docVIP

如何把公共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一、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建设人民满意政府的必然选择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一个覆合、叠加的命题，关键词在“权力”和“制度”。这里的“权力”，显然不是统指包括老百姓个体在内的一切权力，而是指作为执政党及其政府和各级官员手中拥有的公共权力，是公权不是私权，是人民群众通过法定程序赋予政府的权力；这里的“制度”，显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制度，不是停留在写在纸上、贴在墙上、说在嘴上的那样的制度，而是能够真正把权力关进去的“铁笼子”式的制度，也就是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对于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而言，是必须如此、别无他路的必然选择。同时还需要我们从新的历史起点上来认识这种紧迫性，也可以说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三大工程： 　　第一，“民心工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人民群众对根治公共权力腐败看到了新的希望，有利于缓解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以赢得民心，取信于民。 　　众所皆知，中国改革开放至今走过35年的历程，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我国经济总量已位于世界第二，已进入世界中等偏上的收入行列，公共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是1978年的30多倍。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中国开出的是一列“特别快车”。但与此同时，我们的政府却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担忧、令人焦虑、令人尴尬的现实，那就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却进入了高风险时期，整个社会处于“亚健康”状态。目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三个“最”：一是官民关系处于建国以来最紧张的时期，群众说干部不像话，干部说群众不听话，琴弦绷得太紧就会折断，尤其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四股歪风的蔓延，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二是贫富矛盾处于建国以来最突出的时期，中国基尼系数实际已超过了0.4，甚至高于某些发达国家；三是群体性事件处于建国以来最频繁的时期，并且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偏激程度越来越高。民众中蔓延着对“两化”不满和“两仇”的情绪，所谓“两化”即指腐化和分化，前者产生贪官，后者产生富豪；所谓“两仇”即指“仇官”和“仇富”。这甚至可以说是现阶段中国社会最突出、最纠结的矛盾，而探究其根源，“仇官”情绪和干群关系紧张实际源于公众对权力滥用、以权谋私、以权压民、以权致富的不满。而要缓解这种不满情绪，以取得群众的信任，仅靠道德的说教和号召远远不够。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燃起了人民群众对根治权力腐败新的希望，看到了党和政府的决心和勇气，“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民心”。为民务实清廉是此次群众路线教育的总要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能极大地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率。 　　第二，“攻坚工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透射出治国理政已进入制度建设的攻坚时期，有利于构建制度体系以更有效地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可为什么现实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对公共权力不敢监督、不能监督、不会监督、不想监督的现象呢？也许会有人认为是因为没有制度，这种看法也不完全准确，因为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国先后出台了大量的制度，已告别了“无法可依”、“无制可行”的时代。目前的主要矛盾或重点并不在推出更多的制度，而是解决“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和“有制不行”、“有制难行”的问题。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表明中央对制度建设达到新的认识水平，释放出对制度建设新的要求和目标。一是要求增强制度改革的紧迫感，使权力运行在科学的制度的轨道上。纵观目前制约党科学执政、政府依法行政的障碍，大多源于体制方面。许多公共权力被滥用，由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而导致的决策浪费，由于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而导致的公款的挥霍，却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不完全归咎于无制度，而是源于制度缺乏科学性，是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不到位，甚至陷入徘徊不前、摇摆不定的“胶着”状态而导致的。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实行多年，之所以效果不佳，就因为它没有严格的审核制度保障。有申报无审核，就无法甄别其财产合法与否，不仅申报制度徒有虚名，而且还会导致官员对其财产的瞒报和少报，反腐败的决策也会失去科学的依据。所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非说要把权力关起来，固化起来，使它动弹不得，而是要把权力纳入到制度的轨道中来，并且是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制度，走科学的制度治理之路。二是要求增强制度顶层设计的大智慧。目前，我们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在顶层设计上出现“缺环”和“漏洞”，尚未实现无缝隙的“闭环”的管理。尤其是存在着“三重三轻”的缺陷：重制度“要素”轻制度“体系”，即存在着大量的制度建设的“孤岛”现象，制度资源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