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章 唯物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和变迁.docVIP

丙编 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和变迁 第一节 唯物史观激起的反响 唯物史观诞生一百多年以来，在西方学术思潮中激起的反响，有一个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过程，而且，随着世界历史进程本身的推进，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唯物史观诞生后的最初半个世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虽然经历着种种的危机，但总的趋势是向前推进，工业化水平稳步提升，民主共和制度渐入常轨，殖民扩张所向披靡。与之相应，在史学领域，也正值西方“自由派史学的全盛时期”，也就是西方近代“传统史学”的鼎盛时期。那时活跃于西方史坛上的一些著名学派，如德国的兰克学派、英国的剑桥学派和牛津学派等等，大都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优越性深信不疑，把那种“文明”视为全人类必须遵循的榜样，由此形成了“自由派史学”或十九世纪西方“传统史学”特有的一套历史观和方法论体系。 由于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所以当唯物史观刚诞生不久、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处于初创阶段的一个时期里，西方思想界的主流思潮，或者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绅士姿态对它加以蔑视和讥讽，或者加以粗暴的攻击，指责它以历史必然性的“宿命论”否定了“自由意志”和“精英人物”的历史作用，鼓吹“经济上的牟利欲望”，煽动“原始的野蛮性”等等。 但是，到十九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就有一些严肃治学的学者开始觉察到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科学理性力量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了。 1879年，俄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发表了《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又于1890年发表了《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及其进化的图景》一书。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实证主义的，但他曾亲自结识过马克思，而且自己承认接受了马克思的一些观点。 1888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杰斯（J·E·Th·Rogers）发表《历史的经济解释》一书，沿引了马克思的一些观点，认为巨大的历史事件只有从经济背景上才能得到理解。 1891年起，德国著名史学家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开始发表多卷本《德国史》巨著，把经济因素作为理解中世纪德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1896年，德国学者格罗塞（Grosse）和希尔德布兰（Hildbrand）发表了《家庭型式与经济型式》和《不同经济阶段的法律与习俗》两书。他们都被认为是受到了“经济史观”（当时流行的一种对唯物史观的误称）的影响。 1897年，意大利罗马大学教授安东尼奥·拉布利奥拉（Antonio Labriola）发表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其中对唯物史观的解释虽有欠当之处，但比起同时代那些把唯物史观片面理解为“经济史观”的学者前进了一大步。 还有意大利学者齐科蒂（Ettore Ciccotti）于1899年发表了《古典奴隶制的衰落》，荷兰学者尼布尔（H·J·Nieboer）于1900年发表了《作为产业制度的奴隶制》，比利时历史学家马雷兹（Des Maraz）于同年发表了《中世纪弗兰德尔的社会斗争》。这些学者和著作都被认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所谓“经济史观”的影响。 190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塞利格曼（Edwin R·A·Seligman）发表了历史的经济解释》一书，专门论述唯物史观的产生、发展和影响。这位教授也像其他一些受到唯物史观影响但又远不能理解它的内容的西方学者一样，把唯物史观片面地归结为“经济史观”，而且把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分离开来，肯定前者，否定后者。他说：“我们可以同意经济因素对于进步的首要影响；我们可以作出结论说，归根到底是社会的力量而不是个人的奇念创造了历史；我们或许甚至可以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但是，这些承认没有一项会必然导致任何与社会主义相似的东西”。而且，就在他承认“经济史观”的正确性的同时，也总是说它有些“草率”和“夸张”。不过，他毕竟承认，“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们首次卓越而鲜明地强调了一定的法律、政治和宪法事实同经济变迁的关系，首次努力去提出一种一元论的历史观。无论我们是否准备把它作为对一般人类进步的一种充分解释来加以接受，我们全都必须承认它在激励学者们的思想和拓展历史学与经济学的观念方面已经起到的有益影响。……它将在精神发展和科学进步的纪录上占有一个尊荣的地位”。塞利格曼在回顾“经济史观”到他写作该书之时已经发挥的重要影响时还指出：“在这一‘大胆的’推动已经引起而尚未了结的激烈争论中，这一新潮流的逐渐取胜，看来绝不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在本世纪初就能作出这样的预断，确有出众之处。 那时距马克思逝世才19年。 从那时到现在，时光已流逝了近一个世纪，情况又如何呢？ 1976年，在当代国际史坛享有盛望的英国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负责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