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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胪文献耗中年” 　　核心阅读 　　郑振铎是一名“殉道者”，他的“道”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灿烂文化与奋斗不息的历史。郑振铎是一位“疏狂者”，他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始终“疏狂”着。为了从侵略者的魔爪之下抢救与保护中华民族的古典文献，他耗尽了全部心血。他说：“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郑振铎的身份似乎有不少：教授、编辑、作家……毕竟著名的学术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均出自于他的手下；又毕竟中外闻名的大型刊物《小说月报》《文学》《文学季刊》等均出版于他的麾下；更毕竟《桂公塘》《海燕》《战号》等脍炙人口的小说、散文、诗歌也均呈现于他的笔下…… 　　然而，在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始终以沦陷区上海为“根据地”的郑振铎，其真正的身份又是什么呢？教授？―他已无书可教了；编辑？―他也无书可编了；作家？―他更无书可写了！他曾经引用清代爱国人士龚自珍的一句诗“狂胪文献耗中年”，来概括自己该时所从事的唯一一项工作，来概括自己该时那酸甜苦辣的心情。 　　“胪”，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是陈列、陈序，这里引申为收藏和保护的意思。也就是说，为了从侵略者的魔爪之下抢救与保护中华民族的古典文献，他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心血。老友叶圣陶称赞他永远“充满着激情和活力”，学生们则异口同声地盛誉他为“宋江式的人物”。 　　“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 　　郑振铎爱好古籍，已似乎成为了他的天性，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余聚书二十余载，所得近万种。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全都发生在―也只能发生在―没有战争与硝烟的“和平”年代。自从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之后，上海很快便成为了地狱―郑振铎就职的暨南大学毁于侵略者的炮火；郑振铎寄存在虹口开明书店的上万册古籍化作了一片灰烬！更有甚者，则是大批文化人士的被捕与罹害―《社会日报》的负责人蔡均徒、沪江大学的校长刘湛恩、《大美晚报》的记者张似旭、暨南大学的教师平祖仁……还有从事救亡工作的茅丽英女士、著名的大律师郁华先生等等，均一一被杀害了；就连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也没能逃脱魔爪，被日本宪兵队捕去，关押了整整76天！ 　　郑振铎的日子同样也不好过，因为在各种抗日救亡的活动中，他始终是积极分子―他担任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理事，以及后来成立的“文艺界救亡协会”临时执行委会的委员；他被推选为“上海编辑人协会”和“上海战时文艺家协会”的负责人；他与著名教授许地山、瞿菊农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非常时期高等教育维持会”；他积极参与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复社”以及“社会科学讲习所”等秘密组织的活动……作为一名文人、一名资深的编辑家，他更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报刊的创办与书籍的出版工作当中―他与张志让等人联合创办了《中华公论》杂志；不久又与《世界知识》《妇女生活》《国民周刊》等联合，编辑出版了《战时联合旬刊》；他还参与了由郭沫若任社长的《救亡日报》的创刊工作，成为编委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孤岛时期，他更是参与领导了《鲁迅全集》与《西行漫记》的出版工作，并于其后成立了“上海作者协会”，编辑与出版了《鲁迅风》杂志和《大时代文艺丛书》…… 　　郑振铎的名字终于进入了敌伪的黑名单―最初是以巨额支票进行利诱，其后则干脆派出特务跟踪与监视。为此，他不得不四处躲藏，八方流浪，吃尽艰辛，饱经风霜。在日记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话：“……然果无可避，则亦只好听之而已。身处危乡，手无寸铁，所恃以为宝者，唯有一腔正气耳。”这时的他为什么偏偏不走呢？不和朋友们一起转移到大后方？不为别的，为的仍然是心中的那个谁也夺不去的“狂胪”： 　　许多朋友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我自信对于“狂胪文献”的事情稍有一日之长。 　　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有的只是“责任”二字―“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此时的郑振铎并未在政府机关中担任任何的职务，也未被国家授予任何的保护文献古籍的任务，但是他却以“草民”之身自觉地承担起了这一“责任”，这一捍卫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责任”。他说了：“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 　　其实，要论郑振铎的这次“狂胪”的动因，还应该追溯到1932年的“一二八”上海事变。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不仅焚毁了著名的东方图书馆以及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就连他本人位于东宝兴路的寓所也遭到了日军的搜查―书箱被刀斧劈开，多年来精心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