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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 　　摘要：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前后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汉代的法制指导思想以及具体的法律制度也相应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代可以具体细分为两个重要的时期：一是从汉高祖刘邦到文景帝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之以法家思想和儒家的思想作为指导，清除了秦朝残暴的法律；二是从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以儒家思想指导为主，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思想是“德主刑辅”。汉代的这两个时期，尤以第二个时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大，因为在这个时期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国家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导致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政权得到巩固，但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势力也逐渐变的强大起来，同中央发生了尖锐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最高统治集团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采取了“诏举良贤方正，极言纳谏之士”的对策，董仲舒则采取“春秋大一统”的思想积极应对。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始于汉武帝时期，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影响范围大，历史悠久，是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的。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是个人行为无所不及，也正是因为如此，到了我们现如今的生活，中国人的众多思想和行为还是深受儒家化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汉代法律；法家；法律儒家化 　　下面，我将具体谈一下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之刑事法律原则 　　（一）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从众多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出，汉律直接按照年龄确定刑事责任，并有最低年龄和最高年龄的区别规定。两汉时期刑事处罚年龄大体上分为八岁以下和八十岁以上，七岁以下和七十岁以上；或者七岁以下和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和八十岁以上。这些年龄阶段之内，需要根据犯罪的情节大小，确定其罪行的轻重缓急，但一般都是处以轻刑罚或者是免除刑罚，体现了矜老怜幼的意思。这也正是儒家“恤刑”思想的体现，对于老幼妇残等社会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照顾。恤刑体现的是人文情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定民心、抑制暴政、抚恤于民的作用。惩罚并不是目的，刑罚的真正目的在于改造，通过改造事得在犯罪过程中被破坏的物和被打乱的社会关系得到改善与弥补，使得公平正义在最后能够得到实现。在此意义上来说，汉代法律引用儒家“恤刑”思想，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二）“亲亲得相首匿”的规定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指的是在直系血亲（父母、子女、祖孙）之间和夫妻之间，在十恶犯罪当中，除了谋反、大逆以外，其余的八项犯罪均可相互隐匿犯罪行为，此原则为汉宣帝时期所规定的，而且可以减免刑法。这一刑事司法原则，往前追溯，我们可以发现最早提出这个思想的便是孔子。他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汉代儒家思想逐步成为一尊之后，汉代定罪量刑的一项重要原则便是“亲亲得相首匿”，根据这个原则，卑幼首匿尊亲长，不需要负责刑事责任；尊亲长首匿卑幼，除去死刑上请减免外，其他罪行也不需要负刑事责任。 　　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朝而言，汉代首次将儒家“亲亲互隐”的思想纳入法律，这是儒家思想逐步渗入到法律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属于里程碑上一次巨大的突破。“亲亲得相首匿”的法律原则融入了儒家的“孝”等思想，有一定的强制性以及权威性，这一点足以说明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表现，这一原则更是为此后封建法典所继承。 　　（三）“贵族官员有罪先请”原则的规定 　　在两汉时期，法律多次颁布了贵族官员有罪“先请”（即先请示皇帝裁断）的诏令，维护他们在法律上的特权。这里的“先请”也就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上请”原则，具体是指在一些官僚贵族犯罪之后，一般司法机关不允许擅自审理，必须先奏请皇帝，然后需要根据其与皇帝关系的远近亲疏、官职高低、功劳大小决定具体刑罚的适用或者减免。 　　西汉初期，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郎中是皇帝的侍卫官，虽然秩位仅“比三十石”，但由于他们是皇帝的亲信，所以有罪“先请”。总的来说，两汉时期，公侯及其嗣子和官吏三百石以上者在法律上统统享受有罪“先请”的特权。凡经上请，一般都可以减刑或者免刑。 　　这些制度和法律的颁布，体现了儒家“刑不上大夫”和“礼治”原则，这正好与法家“刑无等级”的法律思想恰恰相反。秦朝的统治就是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可以说秦朝的统治“成也法家、败也法家”，这就是汉代统治者为什么选择了一条中庸之道来治理国家。汉朝统治者一方面需要采纳法家思想中有利于治国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利用儒家思想对法家思想进行改造，舍弃法家思想中一些不利于统治的地方。 　　二、汉代法律儒家化之刑制改革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诏废除肉刑，着手改革刑制。改革的起因，在《汉书?刑法志》中记载的“缇萦救父”的故事便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