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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莞惠一体化助推产业升级 随着深圳产业向东莞、惠州扩散的加快，深圳的技术随之向两市扩散，三地产业分工及企业内部经营要素分置协同效应，已显出苗头 因产业利益相通，在珠三角“前店后厂”模式诞生30多年后，一种名为“前店后网”的产业升级互利趋势，正在深莞惠三地间显出苗头。 在此之前，相对长三角和京津冀，珠三角面临的主要考验之一，是城市群自主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协同性差，因此拖慢了其各地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 故在一体化方案设定之初，深莞惠经济圈就被寄予了为珠三角建设世界级都会区进行产业升级及城市间协同发展探路的多重期待。 “创新能力最强的是深圳，它就要扩大自己的服务半径，半径大了，经济体量大了，服务对象就多了，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也会更加巩固。其他城市可重点利用深圳的服务，互利共赢。”此前广东一位主要领导对三地合作提出如是建议。 来自政府规划、企业自动产业转移等多个层面的合作推动多年后，深莞惠三地之间正在逐渐搭建起这种全新的“前店后网”升级平台：以往城市间单纯的订单转移模式，逐步转换成技术、资金、科技成果的全方位互通有无，继而推动各地产业发挥比较优势，协同发展。 企业、金融间的合作之外，作为宏观层面的政府间协同合作效果如何，将是决定深莞惠三地产业升级合作效果的关键性因素。“合作牵涉到更多的利益和敏感因素，是否能步调一致、协调共进，值得高度重视。”深圳市的一份政府报告提醒称。 虽然考验重重，但深莞惠之间的产业互动趋势仍在持续加速。“广东要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极的话，区域协调发展是一定要突破的。”深圳市市长许勤称。 缘起 地处珠江口的东岸、总面积达1.56万平方公里的深莞惠三市，渊源颇深。它们原本同属惠阳地区。1979年，成为特区的深圳与惠州分开。1988年，东莞、汕尾也均设市脱离。 为减少城市间盲目竞争，广东从1989年起进行第一次城镇体系规划，相继提出相邻城镇整合发展建议及珠三角经济区设想，珠三角一体化启幕。 在1995年的珠三角现代化建设规划中，则提出了“城市群”概念。东部深圳东莞、北部广佛、西部中山珠海江门三大构想出现。 十余年后，借国家级《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获批，珠三角一体化的宏观构想，被广东层面分解为具象的“深莞惠”、“广佛肇”、“珠中江”一体化，并呈“品”字形分布在珠江口上。 三块之一的“深莞惠一体化”，自此进入实施阶段，建立合作框架的尝试持续至今： 2009年2月，三地签署紧密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多项重点合作内容：发展规划、产业发展、区域创新、交通运输、能源保障、水资源及城市防洪、信息网络、环境生态、社会公共事务、加强与港澳合作。 在此基础上，以《规划一体化合作协议》、《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合作框架协议》、《交通运输一体化补充协议》及《界河及跨界河综合治理专责小组章程》等细化规定逐步签订为标识，三地合作进入拓展、深化阶段。 2014年10月，汕尾、河源按“3+2”模式参与承接辐射转移，深莞惠经济圈扩围。“汕尾、河源加入，将使深莞惠经济圈区域面积翻番，经济总量接近全省40%，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珠三角与粤东北之间要素通道进一步打通。”当时深圳一位主要领导分析。 对广东来说，形成并壮大上述“抱团式”发展模式，源自如何应对外来竞争――随长三角、环渤海等城市群迅速崛起，珠三角创新力度不断被赶超――发挥“传帮带”精神，有利于广东整体经济实力提高。 具体到深莞惠三地，经济圈合作则被赋予了“1+1+1 3”的期盼：惠州土地面积占整个珠三角的21%，但开发强度只有10%左右，开发空间较大。相较之下，深莞则建设用地紧缺。 互补性因此得以体现：三市各自的产业优势和条件（深圳技术、东莞产业、惠州土地），通过调整优化，形成区域内新的合理产业分工，打造上下游相互配套完整的大产业链条。从而对三地的产业升级，均起到推动作用。 曾参与这一体系规划的一位深圳市官员，则对《财经》记者指出了这一合作框架的最理想状态： 一是推动形成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培育新兴产业群；二是统筹三市高新技术产业带和高新园区规划建设，推动现有产业园区整合、链接和功能提升，并研究探索合建产业园区，形成不同功能分区；三是依托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共同打造先行先试实验区；四是共建重点区域经济走廊。 “到2015年，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区域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配置优化整合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到2020年，形成更加完善的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成为全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之一。”《深莞惠区域协调发展总体规划（2012-2020）》，对深莞惠经济圈提出了两个阶段性目标。 一体化升级中 一系列与三地产业升级相关的宏观协同性规划目标，均已进入了深浅不一的落地生根阶段： 对深圳来说，拥有多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是其核心竞争力。 近些年来，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