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教学钟仕伦、李天道：《皮朝纲的中国传统美学研究》.doc

钟仕伦、李天道：《皮朝纲的中国传统美学研究》 (钟仕伦、李天道主编《当代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第十一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在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中，皮朝纲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具有独特的学术个性和颇有建树的学者了。他以其仰山铸铜的求实态度和执著务实的治学精神，以其不囿陈说的开拓精神和日新其说的开放心态、以其几十年如一日的勤苦耕耘，取得了应有的学术成就，并确立了其学界地位。 第一节 皮朝纲的传统美学研究概述 以“蜀学”为本，重实证的研究方法11 皮朝纲在其与董运庭合著的《静默的美学》一书的前言中，曾引用过钱钟书的这样一段话： 及入大学，专习西方语文。尚多暇日，许敦宿好。妄企亲炙古人，不由师授。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以注对质本文，若听讼之两造然；时复检阅所此出，验其是非。欲从而体察属词比事之惨谈经营，资吾操觚自运之助。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且言语悬殊，对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冥契。 这是钱钟书在回顾自己的治学经历时的一段追求。皮氏对此钟爱有加，他不无感慨地就此评论说：“一个二十来岁的大学外文系青年学生，独立深研中国古籍，竟像老吏断狱似地力图评判古代名家笺注之是非功过，并由此而‘莫逆冥契’古今文艺家所共有的‘诗眼文心’，这种求实态度和攻坚精神，实在令人心向往之。” 显而易见，皮氏所“向往”的就是钱钟书的“求实态度”和“攻坚精神”。实际上，这正是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和治学原则的体现，具体落实到皮氏这里，便可理解为他的实证方法的贯一运用。皮氏一贯以顾炎武、钱钟书等大师的治学原则和学术态度作为自己的参照，并将其切实贯彻于自己的治学研究中。他说：“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力主‘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大力提倡‘人山采铜’的精神。清代乾嘉学派由于训诂、校勘、考证、版本研究方面的扎实功底，因而在古籍整理上取得一个飞跃。”从这里也可以见出皮氏对实证方法的注重和钟爱。 当然，皮氏并非为实证而实证，而是以科学的态度，从微观入手，尽可能地还原传统美学精神的原初面目。这里只是说尽可能地还原，到底美学精神原初是怎样的一种存在面目?这个问题是很难确立的，学者只可能本着尽可能科学、客观的原则和方法。朝向历史的设定处无限靠近，靠近的只是一种设定的历史而非本真的历史或历史的本真。这样，还原也不过是意义的不断生成而已。即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世界秩序非世界之秩序”。 读过皮朝纲的美学著作，便不难发现，一个最为显著的特色就是以“蜀学”为本，和实证的研究方法的灵活运用。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所谓“蜀学”，大致可理解为两类：一是指囊括各种学术文化的整个古代四川的学术文化，或专指苏氏蜀学(以苏轼为主的苏门学术)；二是以儒学为核心，具体又可分为三种情况：(1)泛指西汉以来的蜀中儒学；(2)专指宋学中的蜀学，即宋代四川的儒学；(3)专指苏氏义理之学。本书所谓的“蜀学”，大致可理解为近代以来的蜀地人文学术，也就是指：重实证，材料先行，言之必有据的治学精神。 1873年，张之洞被任命为四川乡试副考官，次年被提升为四川学政。张氏乃翰林出身，又敢于言事，是当时公认的清流派，且具有一定的洋务思想，算得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张氏任四川学政时，鉴于全省文教落后，学业不兴，人才不昌，便于1875年，在成都创办了高悬“石室重开”大匾的尊经书院，又到湖南恭请著名学者王闿运到尊经书院主持教学。该院不再以八股制艺为中心，而是引导学生钻研传统典籍，“通经学古”，并且允许各种学派自由发挥。经学大师廖平就是该院的佼佼者。 张之洞为了指导尊经书院的学生和全省士人学习。先后写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两书，尤以《书目答问》一书为著。该书是张氏为尊经书院的学生所开列的阅读书目，共列举了四部图籍两千余种，末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录》，以示清人学术流派。旧式学院的学风空疏虚浮，华而不实，学生死记硬背，头脑僵化保守。在张氏和书院师长的严格督教下，尊经书院树立了崇实去浮，沉静好学的学风。这些可以理解为“蜀学”学术风格的近代历史沿革和地缘学术背景。说到“蜀学”学术风格，则必须提到屈守元和汤炳正。屈守元是向宗鲁、庞石帚两位前辈学者的高足弟子。向先生长于考订校疏之学，庞先生则长于辞章之学， 屈守元很好地继承了两位老师之长，形成了自己实事求是的治学特点，曾被庞石帚誉为“衔华佩实”{汤炳正则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和文献功底。 皮朝纲就是在这样一种重文献、求实证的学术氛围内转益多师，耳濡目染，逐步养成了自己务实尚真的严谨治学风格。但他又并非一味盲随前人，而是汲他人之所长，另辟蹊径，走上了研治中国传统美学(尤其是传统文艺美学)的道路。皮朝纲不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