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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极”社会的经济增长实践与社会治理制度创新 　　【摘 要】“发展极”理论作为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得到广泛应用，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发展极”的形成意味着一个转型区域社会的出现，即“发展极”社会的社会制度在经济取得发展的同时也得到了变革，实践已经证实这种区域社会变革意义重大。文章以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建设及升级为“自贸区”为研究背景，探究了“发展极”社会中的经济增长的实践与社会制度方面创新的延伸关系，并且提出了三个加强“发展极”社会良性运转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发展极”社会;经济增长;社会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时至今日，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过改革开放前后60年左右的时间，已经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表现在人均收入水平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悬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面对如此复杂的经济发展态势，发展经济学理论一方面表现出极强的解释力，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的修正、发展、创新。 　　面对区域经济不断的增长需求和区位条件的优势和限制，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探索经济发展模式，建设开发了许多经济开发区和“新区”工程。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经济特区、天津滨海新区、横琴新区一系列区域经济区的建设带动了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这些经济行为模式的实践成功，论证了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于1955年提出的“发展极”理论的合理性。 　　“发展极”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经济增长中，由于某些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行业在某一些地方或大城市聚集，形成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发展极”，通过具有“发展极”的地区的优先增长，可以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发展极”，通过“发展极”自身的发展以及对其他地区或部门的影响，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可见中国经济“特区”和“新区”的建设主要是为了形成“发展极”，通过这些综合实验区来带动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增长。佩鲁认为要形成“发展极”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引导企业和行业在某些大城市或地区聚集发展而自动产生“发展极”;二是有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和重点投资，鼓励和补贴创新型企业和推动型产业的发展，主动建立“发展极”。就中国各个区域的“发展极”建设情况来看，主要是依靠后一种途径。 　　然而，就现实情况而言并非就经济增长如此简单。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区，伴随经济增长，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各个子系统也在不断的协调适应之中，其中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变动尤其剧烈，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制度创新和社会实践。这一过程属于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以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建设和其升级为福建“自贸区”的重要部分的发展过程为研究背景，探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制度创新的延伸关系，拓展了“发展极”理论在社会建设中的解释，提出“发展极”社会概念，并且分析了这种经济变迁中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和实践问题。 　　二、“发展极”理论与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经济增长 　　佩鲁在“发展极”理论中认为一国经济是由各种“经济空间”构成的，也就是社会经济中的各种分子之间的经济关系。作为“势力范围”的“经济空间”形成经济中心发挥吸引力与扩散力，并形成互相交叉，不分地区、国界限制的作用范围。 　　“发展极”的形成必须具备三方面的条件：第一，产业群的形成。具体而言，首先是推进型产业先于其他产业发展起来;其次是创新性企业的迅速扩张;最后推进型产业和创新型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第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是“发展极”形成的重要条件。企业家有创新精神，敢于冒险，从而可以进行技术和制度的创新。而且可以产生一批追随、模仿创新企业的“增长企业”，可形成“增长中心”。第三，必须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和适当的周围环境。规模经济的增长不仅需要聚集大量的企业、部门，而且要集中相当规模的资本、技术、人才等。根据佩鲁的“发展极”理论相关学者提出“增长极发展战略模式”，认为实施增长极发展战略，关键是要进行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以及必要的政策支持，才能形成有效的经济增长中心。增长极发展模式主要应用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平潭相对于周边地区实际上属于欠发达的地区。因而，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弥补市场的不足，在政府支持上，主要包括土地、税收、金融、人才等方面。 　　平潭综合实验区是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域战略的产物。最初的目的以平潭岛为特殊区域，利用平潭特殊的近台优势、开发开放条件充分、对台历史悠久等诸多独特条件，设立两岸合作开发的实验区，密切两岸交流合作，加快开发平潭的步伐。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