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学会丛书土司研究概述.docVIP

中国边疆学会丛书土司研究概述 【摘 要】 文章认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边疆学会在边疆学术研究过程中创办的众多丛书，推动了边疆问题研究的深入，土司研究便是丛书关注的焦点之一。文章通过对佘贻泽的《中国土司制度》和凌纯声的《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的比较分析，探讨当时土司研究的重点、特点，以便更好地把握这一时期边疆研究的成就与对现代研究的影响。 【关键词】 中国边疆学会丛书；土司研究；佘贻泽；凌纯声 近代中国，边患频仍，相关研究亦趋兴盛。晚清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则构成了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两次高潮。[1]中国边疆学会便是第二次高潮的典型代表。学会成立于1941年6月，创办了众多丛书。它们包罗万象，涵盖了边疆研究的各个方面。其中，土司研究则受到了学会同仁的关注。本文拟对中国边疆学会所编丛书涉及土司的部分做一概述，试图勾勒出该丛书在此领域的努力。 中国边疆学会所出版或主编的丛书可以分为四种：《中国边疆学会丛书》、《中国边疆学会丛刊》、《中国边疆学会陕西分会丛书》、《边疆丛书》。其中涉及土司者有：《甘青藏边区考察记》、《边疆地理调查实录》、《西康纪事诗本事注》、《抗战以来之边疆》、《中国土司制度》、《边疆政教之研究》。 《甘藏边区考察记》一书是马鹤天1936年5月到1937年12月到拉卜楞寺的日记汇编。该书对于土司的介绍，偏重于现状。如1937年7月14日的日记“札武百户富甲全县，果洛藏族悍逾各族”，玉树县长向马鹤天提起当地土司在经济上的富裕程度：“每年运购川茶二千驼，即四千包，每包以藏洋七十元计，合二十八万元，以三元合法币一元计，亦值九万余元”。[2] 《边疆地理调查实录》是地理学家严德一边疆考察的结集。他在《云南西北角九种民族访问》一文中谈到了永宁土司衙门建筑的外观、形制及土司与总管的复杂关系，并且认为当地土司“已经丢弃了很多摩挲民族的本色”。[3] 《西康纪事诗本事注》是贺觉非1936年前往西康途中所做诗歌的结集与注释。该书对土司的历史与现状均有涉及，前者如“赵尔丰经边情形及其永世”一节记载了晚清西康改土归流的历史片段，后者如“义敦复治之经过”一节讲述了当地土司在义敦复治过程中所起到的种种作用。 《抗战以来之边疆》则保留了“昆明委员长行营告边疆土司书”的全文，极具史料价值。 《中国土司制度》是我国土司制度研究的首部专著，[4]它对土司制度的来龙去脉做了一番系统的梳理，并且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解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边疆政教之研究》第三章第三节则就土司制度的缘起、现状做了专门介绍。 通过上述说明，我们不难发现中国边疆学会丛书对于土司的关注。既有现实，如《甘青藏边区考察记》、《边疆地理调查实录》、《西康纪事诗本事注》，以描述性文字为主，评论较少；也有历史与未来，如《中国土司制度》一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中国土司制度》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土司研究的经典之作，作者佘贻泽。同时期，享有盛名的论著尚有凌纯声所著《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边政公论》1943年第2卷第12期、第3卷第1期、第2期）。如果将二人的著作做一比较，则不难发现其土司研究的特点。 两人均提到了土司制度在明清两朝的建立与完善。凌著对清代土司制度评价不高，认为其阻碍了民族间的正常融合，增加了隔阂，乃至违背了制度的初衷。例如，他认为两朝对于土官的赏罚升降迥然有别：明代不分土官和流官，不曾区别对待；清代却不然，土官不论能力如何，一般也只能做到指挥使、宣慰使。“如此则土官只可终身为一土司，有功亦仅得虚荣而无实惠，土司既不能升任流官，绝其向上之心，乃专心致志做其土皇帝，视读汉书，习汉礼为无用，且阻属民涵化”。 较之于凌纯声的褒明抑清，佘著则采取了相反的姿态。 明朝土司规章条文不健全，土司作乱甚多，清朝则不然。 佘氏认为明代规章均不健全，“若纯以制度观念考察明之土司，则觉一切法令规章，均属不全，升降考铨，漫无定制。土司数虽在千名左右，但无专司监视钤衡之官，亦无分级标准……承袭、朝贡，虽有定章，然其所能限制土司者，为效甚微小”[5]清代则对于土司的制度规定，则较为完完整，尤其是土司权力的世袭，“条文事例井然，已不复为土司争乱之由”[6] 明朝剿抚无常，清朝则一律剿灭。 佘氏认为当土司作乱时，明朝对于剿抚并没有一以贯之的政策，“明代土司常有叛变，明廷对付方策，为剿抚兼旋。而或抚或剿，殊无一定之主张”、[7]“因无一贯之策略，或先抚后剿，或剿之不克。又为抚计；致不但嵇延时日，且常使乱事扩大。此明代西南土司之所以多乱也”。[8]清代则不一样，遇到叛乱土司，一律剿灭，使其不再有非分之想。“观清代土司情形，如一有叛迹，即调师讨之。土司之顺伏畏威，与明代之骄恣者，不能互相比论”。[9]剿抚无定策的同时，明代又存在着抚之太宽，剿之不彻底的问题。在剿灭叛乱土司后，明廷未能做到一一改流，甚至继续任用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