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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与经济之间 　　摘要：朱伯康是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青年时期的朱伯康曾积极参与革命，并作为经济学本科生参与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话语体系下，运用历史解释中国社会，为革命诊断出路。留学德国后，朱伯康接受了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受德国历史学派影响极深，形成了不同于英美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归国后，朱伯康成为职业经济学家，师法李斯特，主张由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推进工业化，回应了抗战建国的时代主题。朱伯康的思想理路揭示了民国经济学的多样性传统，也蕴含着抵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霸权的思想史价值。 　　关键词：朱伯康；民国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德国历史学派；李斯特；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5-0039-09 　　朱伯康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经济学家。他早年曾是大革命时代千万进步青年中的一员，并参加十九路军抗日；福建事变后，他留学德国，开始系统学习经济学，归国后即逢抗战军兴，在大后方教书育人，撰写的经济学教材一版再版；解放后他一直任职于复旦大学，晚年老骥伏枥，完成了120余万字的《中国经济史》巨著。①经济学系自西方引入中国的舶来品，留学生对于学科形成与发展功不可没。②不过，目前学界对民国经济学家之研究，似多偏向马寅初、唐庆增等留学美英之学者，③对留德、日学者关注较少。但在二战结束前，德国经济学足与英美经济学分庭抗礼，并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④且德国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未可小觑。⑤故本文拟通过研究朱伯康民国时期的思想理路，具体分析德国的历史主义经济学传统如何通过留学生植入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思想场域，及其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启示价值。⑥ 　　一、革命与历史：参与社会史论战 　　朱伯康1907年生于浙东温岭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当他入读中学时，恰逢国民大革命风起云涌，时代的剧变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一方面，少年朱伯康广泛阅读了从孙中山、陈独秀到鸳鸯蝴蝶派的书籍，接触了各类新旧思潮；另一方面，他一度加入国民党，虽旋因清党而脱离，却从此被卷入政治漩涡。1927年，中学毕业后的朱伯康到南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求学，当年即因养成所解散而报考了新成立的上海劳动大学。⑦可以说，朱伯康是1920年代具有进步思想的中国知识青年的一个典型。这些青年成长于新文化运动时代，能够获取各类思想资源，同时，国民大革命及革命后的中国之走向，是他们自身命运的一部分。从本质上说，类似朱伯康这样过早参与政治运动的青年是行动者，但是，他们同样需要思想来指导行动。于是，知与行之间的缠结与张力，就成为塑造朱伯康式知识青年的最主要力量，这与那些更为学院派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 　　据朱伯康回忆，他在读中学时“喜欢国文、历史两门，其余都是应付，及格为止”。他的数学老师教得很好，“使学生爱听易懂”，但是他“爱听史书，未曾重视”⑧。朱伯康少时的兴趣倾向，或对他日后的研究风格偏好有很大影响。进入劳动大学后，朱伯康一度休学去追随爱国将领陈铭枢，复读后因跟不上进度，由农艺系转入新成立的经济系。与一般大学相比，劳动大学的政治气氛更为浓烈，朱伯康受一些进步青年的影响，开始读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如《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等。当时，陶希圣任教于劳动大学，讲授中国社会史。尽管朱伯康回忆，他听课和接触最多的教师是孙寒冰、章益、李炳焕三人，但陶希圣显然具有极强的影响，因为朱伯康“喜读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到历史方面的书”⑨，而这正是陶希圣当时的研究路数。也就在此时，朱伯康开始介入由陶希圣等人掀起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论战专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历史演变过程的争论，广义的论战尚包括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与中国农村性质论战，其共同点在于都是环绕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而展开。⑩自然，这一论战不是纯学术性的，在学理的交锋背后，真正的诉求在于为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的未来指明方向。换言之，社会史论战的本质是思想层面的改造中国的不同方案之间的竞争，是从对中国革命的分析中直接引发出来的。11历史在论战中扮演了提供论据的角色，但论战本身是指向现实与未来的。用论战参与者朱伯康后来的话说：“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不是古代社会，而是当代社会。”12然而，论战在当时以历史研究的形式展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论战笼罩在“唯物史观”语境下。此处所谓“唯物史观”语境，并非指论战参与者都信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是指论战各方基本上使用了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术语。13进一步说，论战的学术底色基于各参与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亲历史特性，为论战引入历史作为工具创造了可能性。因此，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思想背景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