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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国的外交：巴黎和会细节 对北洋政府（1912-1928）来说，1919年春的巴黎和会是最重要的外交活动。一战结束，由于中国加入了英法美等组成的协约国，属于胜利的一方，中方希望能收回战败国德国所占领的青岛等地。而同样是战胜国的日本，则希望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最终结果，日本成功了，中国成为受辱的战胜国。巴黎和会的结果，导致中国国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而中国代表最终也没在和约上签字。 这是历史教科书上的说法，而历史则远远比教科书上的结论要复杂得多。1919年的中国，事实上不是一个统一政权的国家，除了北洋政府外，在广州，孙中山1917年与南方军阀合作，成立军政府，开始“护法运动”，而后在桂系军阀的胁迫下，孙中山于1918年被迫离开广州。1918年10月，袁世凯的老部下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他下令与南方停战。这样，1919年的中国，事实上有两个政府，而国际上承认的则是徐世昌的政府。以这样的局面，参与巴黎和会，定会有一番意想不到的故事。 人事斗争：和会首先是内部会议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征祥，他于1919年1月11日抵达巴黎。当时到火车站欢迎的队伍相当庞大，中国各国驻欧洲的外交使节团的团长几乎全部出席，前往迎接的还包括法国外交部官员和新任命的巴黎和会秘书长。气氛是热烈而正面的，符合中国战胜国的身份。 陆征祥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问题。主要的协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