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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孙恩元在上海的情报生涯 我的父亲孙恩元（1895-1985），字一民，出生于辽宁省海城一个农户家庭。1917年毕业于奉天两级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 192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后任海城县中校长。1928年8月张学良在海城县创办私立海城同泽中学，聘请父亲负责筹建并任校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父亲流亡关内，在北平、上海、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海关总署人事处副处长、上海海关专科学校第一副校长 、辽宁省政协常委及副秘书长等职。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父亲在上海度过了近二十年波澜壮阔的岁月，与上海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 与阎宝航在上海组织抗日救亡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军侵占沈阳，父亲流亡到北平。同年9月27日他与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杜重远、王卓然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1月23日，张学良指定救国会成立10人的核心组，组员有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韩奠邦、赵雨时、霍维周、孙恩元。后又称十人团。他们立志抗日复土。 1932年父亲受“东北抗日救国会”派遣，赴上海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为义勇军募集款项，发行爱国奖券。1933年春父亲与阎宝航组织东北社，在上海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募集捐款资金。东北社的活动得到上海知名人士李公朴、丁贵堂、章乃器、黄炎培、沈体兰、罗又玄等大力支持。阎宝航离开上海后，父亲继续与上海的抗日救国团体、东北义勇军代表和东北同乡在海关、邮局、银行、浚浦局等处工作的人进行联系。为了便于掩护工作与维持生活，经东北同乡、海关副总税务司丁贵堂介绍，父亲考入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任文牍。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丁贵堂即倡导海关华籍职员每人月捐工资5%作为慰劳抗日将士之用。父亲到海关工作后协助丁贵堂接济东北义勇军将领马占山、李杜、赵侗等人，并资助东北救国会车向忱办凤翔中学。阎宝航、杜重远和东北流亡学生都曾得到过父亲的帮助。 1934年至1937年间，张希尧（时任中共东北特别支部领导， 1950年去世后被授予“革命烈士”）以东北救国会的名义，经常往返北平与上海两地，并吃住在我们家里，了解和布置上海抗日救亡工作。我的母亲林淑范，长期以来不但掩护父亲的革命战友开展工作，还对张希尧等人加以生活上的照料。淞沪抗战期间，张希尧因病入院，母亲冒着敌机炮火，备办药物、鸡汤补品，去医院看望。李正文（1949年后任高教部教育司负责人）和陈惠瑛等同志因公离沪去香港，母亲义务为他们照看留沪的幼儿。母亲还经常为东北义勇军联络人员在沪参加抗日活动聚会时站岗放哨，安排食宿。 组织“星二聚餐会”成立“工合” 1936年8月河南鸡公山的东北中学由于内部派系复杂，反动势力压迫进步学生，引起广大学生罢课，去武汉请愿，要求改革校务，即“肖家港事件”。张学良将原校长王化一等负责人悉行解职，张学良自兼校长并亲自赴沪向丁贵堂借调父亲任代理校长。父亲后来因支持并领导学生进行抗日运动被国民党当局免去职务，于1937年10月返回上海。 父亲的胞弟孙恩泉参加八一三上海抗日“突击敢死队”，于1937年10月6日同敌寇肉搏两昼夜，壮烈牺牲于上海大场，年仅22岁。国难家仇更加激起了父亲抗日到底的决心。 父亲返沪后，回到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稽核科复职。他仍以海关职员的公开身份作为掩护，经管捐款与救济工作。淞沪抗战期间，为躲避战火，苏州河北，四川路、虹口等处的居民纷纷逃至苏州河南岸公共租界和南市等地。父亲以东北救亡总会代表人名义，同上海各界爱国人士成立救国组织，称“星二聚餐会”。参加这个聚餐会的有上海各界的知名人士刘湛恩、胡愈之、许广平、赵朴初、张宗麟、沈体兰、吴耀宗、杨素兰、陈鹤琴、韦悫、顾执中、丁贵堂、陈琼琨、卢广绵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等。为了严防敌特破坏，他们每周二晚换地聚餐一次，对外说“过生日”。星二聚餐会最初由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任主席，刘湛恩校长被刺后，改由胡愈之任主席。聚餐会主要讨论研究如何推动抗日救亡工作。11月的一次会上，埃德加?斯诺携夫人也来参加。当时他们访问陕北根据地后到沪，谈到对日战争爆发后的后方工业生产问题，认为沿海一带工业区已沦陷，抗战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生产，供应军需和民用，支持游击战争。会上组成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推举当时在上海法租界工部局任工业督察长的艾黎先生为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艾黎和卢广绵先在西北的宝鸡、天水等处组建工合西北办事处，艰难维持经营，得到宋庆龄以及外国友人斯诺等大力支持和赞许。父亲在沪将逃亡的工人和难民加以组织输送去西北后方，从事生产，并执行留沪联络任务。他还利用在海关工作的有利条件输送革命人士去抗战后方。1937年10月张希尧到沪与父亲一同护送刘澜波、李东野及其姐姐等人离沪去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