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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法的本质：“扶权论”的理论视角 　　摘要：公民权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出现了基本民权（自由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个形态，在竞争和协同的关系变化中，社会权由贫弱者需要社会扶助的权利发展为全部人群需要提升生存能力的权利。与此相应，早期的自由主义理论及“政治”理论受到了批判，社会保障（福利）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在其支撑下，社会法确认了社会义务本位的偏向，其缺陷是社会义务缺乏与社会权利的对应，造成社会义务的盲目和混乱。因此，社会法应当尊重法律重视法权的逻辑，以社会权利为本位，构建社会义务“供给”围绕社会权利“需求”来运行的范式，笔者发现并将支撑这一范式的理论称为“扶权论”。 　　关键词：社会权利;社会义务;社会法;基础理论 　　中图分类号：DF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5-0020-007 　　一、问题的缘起 　　社会法理论基础是民生领域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关系理论的抽象概括而形成的基本原理，它来自社会法的实践，又应用并指导社会法的实践，是社会法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运动规律的抽象描述，对此学界毫无争议。然而，在社会法理论基础的内涵方面，特别是社会权利本位还是社会义务本位的问题上面，社会法学界的认识还很模糊，在当今中国社会法治建设需要的新形势下，学界看到了西方传统社会法理论基础的缺陷，但却很少有人提出适合当今中国社会法治建设需要的社会法理论基础。这样，必然在某种程度上负面影响了社会法实践。 　　在法理学界，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之争早已成为过去式，权利本位的主张一直作为法理的主流延续到今。但是，在中国社会法学界，由于研究社会法理论的时间较短，更多了解和研究外国社会法理论成为时髦，并且较多主张运用外国社会法理论基础的学说来指导中国的社会法实践，而国外社会法理论基础的学说，又是以社会义务为本位的，诸如：扶助弱者理论、社会福利理论、社会安全网理论，等等，均以社会义务为法律之中心，以此为指导的立法皆系义务性规定，而且对不同身份的主体规定不同的社会义务。这样，就使中国社会法理论基础的认识较多局限于社会义务本位上了。 　　在此，笔者并不是否定社会立法规定社会义务，而是认为应当在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的关系中，以社会权利为法律之中心，社会义务依据社会权利而展开，因为社会法盲目规定社会义务，特别是社会给付义务，并没有对应社会权利的需求，或者没有有效反映社会权利的扩张要求，以致出现社会义务“不公正”和“浪费式”规定、社会义务盲目履行和无力履行等问题。 　　秉持这样一些看法，笔者近几年来不断讨论并提出了“扶权论”，认为这一理论符合中国以民生为中心的社会法治建设的需要，它主张以社会权利为本位，强调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有限互动。由于笔者近几年对其讨论是零散的，因此，需要在此将这一观点和主张系统地论述，期望激发社会法学界的更深入讨论。 　　二、自由权和政治权之后的社会权生成 　　从历史看，公民基本权利领域是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而不断扩展的。原始阶段后期的人群，经济活动出现的简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致使基本民权意识萌生，但政治活动还处于朦胧状态;后来随着国家的出现以及疆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越来越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使得基本民权逐步生成和扩张，愈加重要的政治活动使政治权力得以产生和发展;但是，人们需求的无限性与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供给有限性的矛盾一直是常态，加之依靠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的巧取豪夺，使财富分配不公及导致的贫富差距悬殊屡见不鲜，对此，不断扩张的基本民权（主要表现为自由权）根本无力对应，后来产生的政治权利能够发挥的作用亦很微弱，争取生存的法则在这时经常表现出社会冲突，有时会造成社会动荡，给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造成威胁甚至打击，致使他们关注甚至承认贫弱者权利。历史证明，正是人类社会的这种演化，才使公民基本权利得以扩展。20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就将公民基本权利划分为三大领域，即“自由权”、“政治权利”以及“社会主义的权利”。[1]英国著名社会学家T?H.马歇尔则认为，公民权的演化经过了基本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个历史阶段。 　　从根本上说，公民权演化出社会权，始于人类社会运行中竞争和协同的关系变化。笔者认为，社会是人群与人群交往的系统，而人作为人群中的个体，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双重属性。自然的人具有与动物相似的属性，亦即为了生存和生理需要，通过竞争谋求生存资料和生理的满足;社会的人是在人和人、人群和人群交往中存在的，其间往往用较高级的语言和思维进行沟通和协调，并创造出道德照顾彼此的关切，从而形成了一定范围的协同力量，旨在共同抵御危害和创造更加丰富的生存需要。[2]正是人的这种自然的和社会的双重属性，才决定了人类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竞争和协同的关系。当然，在这一关系中，最残酷的是人与人、人群与人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