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词作中科场失意自我归因论析.docVIP

蒲松龄词作中科场失意自我归因论析 　　摘要：蒲松龄对科场失利的自我归因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在聊斋词中，他将原因归结为品性耿直难以取悦于世、考官昏庸混淆英杰庸才和前生宿业浅薄命中注定三个方面，其中渗透着蒲松龄自觉的自我反思意识，反映出他有直面人生困窘的勇气，以及自己与科试主客体关系的独特体认。 　　关键词：聊斋词;科场失意;自我归因;自我意识;论析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蒲松龄的科试历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以声名鹊起为始，以困顿场屋为终。据胡海义、吴阳的文章，蒲松龄自康熙二年（1663）首次参加乡试铩羽而归起，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最后一次应乡试 [1] 141-145 （高明阁先生《蒲松龄的一生》一文依据蒲氏诗作及拟表等材料考证认为，蒲松龄最后一次应乡试当在康熙四十四年。见《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二辑）止，四十年间频频碰壁，屡试不中。研究者在寄予无限同情与惋惜之余，也力图揭示其久困不售的种种原因。就已有成果来看，研究者往往站在“他者”的立场探究对蒲松龄未能中式的原因，相对忽略了蒲松龄的“自我归因”;即便注意到了蒲氏的“自我归因”，但往往着眼自我归因的主观性而予以否定，忽视了“自我归因”在反映蒲氏自我意识方面的独特价值。本文试结合蒲松龄的词作分析其对科场失利的自我归因，进而揭示背后隐藏的自我意识，以深化对蒲松龄的认识。 　　一 　　 关于蒲松龄乡试屡遭黜落的原因，研究者善于知人论世，从社会根源和蒲氏自身等方面加以分析。如有人指出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由于科举本身的弊端以及考官的昏馈;二是清代乡试录取名额有严格限制，蒲松龄应试时代额数锐减;三是清初科举命题、阅卷之制变换不定，士子难于应付 [2]253-265。有人认为与蒲松龄为生计奔波不能专心举业、长期坐馆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以及蒲松龄出身贫寒等因素有密切关系。有人甚至将罪责归于赏誉蒲松龄的施闰章，“是他一开始就把蒲松龄科举考试写作的路给指‘错’了、弄‘偏’了” [3]52-54。 　　 上述归因，均属于旁观语境下的对他者际遇的逻辑推演或情理揣测，虽距蒲氏落第的真正原因不远，但是要说全中，也未必立得住脚。毕竟，在同样的社会条件、制度背景和身份前提下，仍然有众多文士不仅名列乙榜而且顺利晋身甲科，上述情况不足以成为致使蒲松龄乡试失败的直接原因。因此，不能一味站在蒲松龄身外旁观，而应走进蒲氏心灵深处，将蒲氏的自我归因与作为研究者立场的归因融会参照，才有利于深入而准确地探析蒲松龄落第的真正原因。换句话说，蒲松龄的自我归因，应该作为分析其失败原因的重要依据，最起码是重要线索。 　　 有的研究者注意到了蒲松龄将自己乡试失败归咎于头脑昏聩不辨佳文、两眼浊浊不识真才的考官和昏暗贪腐、营私舞弊的科场，然而却认为这样的自我归因“未必客观”而否认其合理性和独特价值。在笔者看来，自我归因与自我归因的正确性与否，具有不同的认识价值。不能因蒲松龄的自我归因具有主观性和可能有误而漠视或者简单地加以否定了事。自我归因是否正确，反映了蒲松龄是否具有科学的理性认识能力，折射出他对社会与自我关系把握的深度与精度;而有无自我归因，反映了蒲松龄是否有自觉的“自我意识”，折射出他在科举考试面前的主体性思考。他的自我归因即使不合乎客观事实，或者说即便归因并非他内心认定的“真正因由”，一旦书写出来，就成为一种有意味的、有价值的话语表达，流露出他在某一具体语境下潜流在心底的微妙心绪。 　　 蒲氏自我归因在他很多作品里都有反映，其小说、诗歌等作品自不待说，即便是数量不多的聊斋词也蕴含着蒲氏对科场失利原因的自我认定。清顺康年间，诗庄词媚、词以婉约为宗、以艳情为主的美学追求逐渐式微，词成为当时文人士子抒情言志的重要工具。与蒲松龄交游唱和的毕际有与其时词坛名宿陈维崧等有交往，参加过扬州唱和、秋水轩唱和等重大词坛活动，蒲松龄还代毕际有写过回复陈维崧的书信《答陈翰林书》。在词的创作方面，蒲松龄不仅会受到毕、陈二人的影响，还有主动融入时代风气的意识，他的《贺新凉》题注中“用秋水轩唱和韵”即是明证。发生在康熙十年秋的“秋水轩唱和”影响极大，波及范围广，虽然没有提出任何主张和宗旨，但从文字中可以感受到“心骨俱清”为貌、“纵横排宕”其神的“离心”情绪，篇中激射出“莫名的悲凉和惆怅、难以言传的郁积” [4]117。阳羡词派推尊词体、贵情重真、崇意主情的词学理论影响以及秋水轩唱和自然形成的整体美学取向的风气所及，蒲松龄没有将词视为简单的“小技”、“诗余”，而是将它作为指摘现实黑暗、宣泄心灵郁愤的书写方式，在词篇寄予着他对人生挫折的理性思考或激情批判。对我们来说，聊斋词在深入分析并把握蒲松龄心灵深处隐藏的情感体验、复杂心绪、自我意识等有重要的价值。比如，作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大圣乐》和作于康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