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对路翎的批评及路翎的反批评.docVIP

当年对路翎的批评及路翎的反批评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路翎担任了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的组长，1950年3月，由南京调到北京，在中国青年剧团从事剧本创作工作。应该说，新政府对路翎还是比较重视的。此时，路翎努力创作了大量作品，但是却遭到不同程度的批评。这些批评并不能简单归为四十年代“七月”派与左翼批评家矛盾的延续，而是有着“新时期”批评界的独特内容。路翎是一个有着很强创作个性的作家，也是在当时很少提出反批评的作家之一。他在1949年前后的创作中，与理论界发生了哪些分歧，是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 一、对“工人阶级”题材作品的批评 路翎在1949年1950年两年创作了一系列描写工人阶级的作品，包括《替我唱个歌》、《荣财婶的篮子》、《女工赵梅英》、《朱桂花的故事》、《“祖国”号列车》、《劳动模范朱学海》、《除地》、《林根生夫妇》、《英雄事业》等，编成一部集子《朱桂花的故事》（《十月文艺丛书》之一，天津知识出版社1951年版）。如此集中描写自己不熟悉的工人阶级，对于路翎是首次，在题材方面显示了他在新的历史阶段“更新”自己的尝试。正如他在1949年7月写的：“对于过去我无所留恋，我希望在这伟大的时代中，我能够更有力气追随着毛泽东的光辉的旗帜而前进。”[1]但是，这部小说集遭到了批判。路翎在同时期写的《人民万岁》、《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剧本也未能通过审查，不能上演。 《朱桂花的故事》在当时遭到了什么样的批评？陆希治的文章《歪曲现实的现实主义》[2]比较有代表性。比较奇怪的是，该文将路翎的“态度”作为重点批评。虽然开始承认，“作者在主观上是在企图探索工人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并通过生活把他们表现出来”。但是，此文接着却拿路翎跟其他人比较：“他不像那些认真工作着的文艺工作者那样，即使他们的作品里也可能带有缺点甚至错误，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的他们的真正诚意的态度和辛勤劳动的痕迹，而路翎却轻率而又自命不凡地以他自己的灵魂取代了工人阶级的灵魂。”批评路翎“轻率”和“自命不凡”，作者并没有什么根据。从朋友的回忆录中，也可以了解到路翎有些“自尊高傲”[3]，这或许就是“轻率”和“自命不凡”的由来吧。路翎身上孤傲的气质和对工人居高临下的视角使他的小说独异于当时其他作品。但是，“工人阶级”已经成为新政权法定的、不容展示缺点的领导阶级。对于在新的阶段如何看待“人民”的问题，路翎虽然有所认识，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审视”和“鞭挞”的立场并没有彻底改变。胡风最早提出“精神奴役创伤说”[4]，指出民众灵魂存在需要克服的缺点。路翎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认为“政治斗争或实际斗争的胜利，并不能结束这个布满了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创伤的中国”，“我们底人民在主观情况（即旧习惯和旧意识地控制）上仍然是相当落后的”。他批评“形式主义和机械主义观点的理论家，冷淡的虚伪的客观主义者”，认为“他们看不见具体的，就在他们身上、街上、贫民区里、工厂和农村里带着创伤而又向前奔突的活生生的人民”。[5]显然，路翎对“人民”的看法与当时文艺界的主流观点是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弛的。 批评者显然对路翎的工作不满意：“作者不但没有探索到工人阶级的灵魂深处，他连工人阶级的灵魂的门也没有摸到。”路翎也试图写工人阶级的灵魂，但是，他还是没有改变已经形成的、“路翎式”分析人物的方法。有论者曾指出路翎小说中的汹涌的“渴欲”：“这是一些被超常的欲望燃烧着、煎熬着的人们。他们凶猛地挣扎，在每一瞬间都企图由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束缚中冲出去。这种心理倾向、这种情欲，才构成路翎小说世界的最深刻的内在统一。”[6]这一观察是准确的。路翎笔下的人物不是按照既定的“工人阶级”理论而存在的。对于如何描写人物的心理，路翎是有自己的见解的。他说：“我的文学向往是描写出生活里的形形色色，也就是很多类别的人物以及他们，这些人物，这些形象的倾向；我的文学向往是描写出这时代的正面人物，连同着生长他们的土壤；连同着他们的土壤也描写出反面人物。”[7]他也主张写正面人物，但主张写正面人物生活的土壤。另外，他认为“要将人物突破一般性类型的模糊和社会各种碰触形成的假象描写出来，更深刻地反映社会”[8]，也就是说，他主张写一些“不一般”的能够与其他“典型”不同的人物。所以，路翎尽管也写了一些“工人阶级”中的“正面人物”，却屡屡发生偏差，不适合当时的要求。可以说，路翎是较早关注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现代作家之一，他在40年代早期的《卸煤台下》等小说中就写了许小东、孙其银等许多工人形象。1949年后笔下的工人阶级，是他创作的自然延伸。在《女工赵梅英》中，路翎写赵梅英为了向上爬和多拿钱，当了一阵生产积极分子，当发现爬上去也多拿不到钱时，就变成了一个光说怪话的落后分子。最后，在党的感召下终于幡然悔过。路翎曾谈到他写这篇小说的动机：“解放以后的《女工赵梅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