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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不是魔鬼代言人，而是天使! 仇少明律师 法治公会：法治是进行的状态，公会是联合的个体。法治公会关注法治热点和行业动态，关注法律人以及他们的理想和诉求。 　　【法治公会】 　　与律师相对的那一方，代表并行使着国家意志，正如一位美国法官所说，一个厉害的检察官可以让大陪审团“起诉一份火腿三明治”，因此，律师的魔鬼性实是一种表象，当国家机器可能变成魔鬼时，律师拥有的魔鬼辩护技能越高超，他反而越接近天使。 　　我们背负着沉重的说服责任，但我愿意承受。 　　——亚伦·德肖维茨 　　我们从事的是法律事业，而不是正义事业。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一 　　律师总让人爱恨交织，在好莱坞的角色偏爱榜上，律师风头虽不及警探、特工、杀手，对芸芸百工则胜出一肩，美剧里尤其如此。这不难理解，审美化的律师庭辩一如枪手对决，是一种极具刺激性、观赏性的单挑。 　　美国“法治男神”、哈佛教授兼知名刑辩律师亚伦·德肖维茨少年时极度顽劣，“除了连环画之外什么书也不读”，整天在纽约布鲁克林某个犹太人居住区打架，还自诩“力大无比”——真纳闷他怎么会在28岁时成为哈佛法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他唯一与学业有染的嗜好，正是辩论。因为，他解释道，辩论“似乎是上街打群架的一种动口不动手的变种”，至于辩论中的胜负心和荣耀感，还远在打架之上。毕竟，街头小混混常以一哄而散为收束的寻常斗殴，未必需要出众技能和昂扬斗志。 　　电影《一级恐惧》中的律师马丁，有一次向记者吹嘘自己为何从不赌博，道是“能赌命何必赌钱!”——的确，相比在大西洋城一掷千金，用舌绽莲花的技巧将一个眼看要上绞架的人当庭无罪释放，再顺手揽获大把代理费，占据次日的头条版面，的确刺激得多。更妙的是，这种嘴仗还无需律师付出肢体代价，下面这个例子德肖维茨至少举过两次：著名律师爱德华·班奈特·威廉姆斯输掉案子后，当事人问他：“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威廉姆斯反问：“你说的‘我们’是什么意思?我将回到舒服的办公室去，而你将坐大牢。”——这声反问，律师同道不妨会心一笑，至于旁人，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说到惹人误解，没有一种职业比律师更甚，尤其是刑辩律师。这种误解是如此全面，甚至连同属法律阵营的人都会看走眼——当然，有时是假装看走眼，以便假装正义揣在自己兜里，对方的裤兜里只有卑鄙。德肖维茨表示，他每周都会被问到同一个问题：“当你不得不为有罪之人辩护而在道德上作出妥协时，会作何感受?”一位律师朋友告诉我，有次他胜诉后，审判长为补偿失落，竟没事找事地要求律师再对被告人“口头教育一下”，好像他不知道这个常识：律师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充任当事人的道德辅导员。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不妨这么理解：律师检举当事人一桩不为人知的罪行，不能算作公民行为，而必须按违法论处，他应该被公正地吊销执照。 　　苏联肃反时期由国家检察官维辛斯基主持的审判，那些装模作样地替被告人辩护的律师就必须做出配合，他们通常会对自己的尴尬身份作一番声明，在无产阶级道德和意识形态上与被告人完成切割;他们必须与检察官的立场高度一致，随时掉转枪口，对委托人进行声讨。如果不这样做，或声讨得有些勉强，不能令维辛斯基们满意，他们还可能当场被捕。这类逮捕是如此常见，有位律师甚至事先拾掇好了铺盖卷，以便自己就地逮捕后可以马上进监狱，免得秘密警察多跑一趟。 　　这例子当然有点极端，但包含的想法并不极端。简而言之，一名律师，一旦他竭力帮助一个被人们认定为十恶不赦的恶棍，人们就不可能对他的道德感抱有好评，在那一刻，与被告人相比，律师更像一个训练有素的恶棍。只有极个别法学修为精深的人士，才会任何时候牢记这一点：用一切合法手段帮助当事人(不管他是否有罪)减少或免除惩罚，恰是律师最大的职业道德。律师的职业美德，赖此而立，舍此无存。替包括辛普森在内的大量犯罪嫌疑人进行成功辩护而饱受非议的德肖维茨，曾引用19世纪英国律师亨利·布劳姆的表述以为声援，兼行自辩： 　　辩护士出于对委托人的神圣职责，只要受理该案就只对他一个人负责。他须用一切有利手段去保护委托人，使他免遭伤害，减少损失，尽可能地得到安全。这是他的最高使命，不容有任何疑虑;他不需顾忌这样做会给别人带来的惊慌和痛苦;这样做会招致的苛责以及它是否会使别人毁灭。他不仅不必顾虑这些，甚至还要区分爱国之心与律师的职责，必要时就得把赤子之心抛到九霄云外，他必须坚持到底不管后果如何，为了保护他的委托人，如果上天注定必要时把国家搅乱也应在所不惜。 　　律师，是一种司法构件，是司法拼图里重要的一块。司法公正不可能经由单独考察律师行为得到索解，但离开了律师这一构件，司法基石将立刻坍塌，人们得到的公正，只是一种经过后期制作的虚假云图。才气过盛的德肖维茨还写过一部小说，篇名“魔鬼代言人”(The Advocates Dev-il)正好说明了律师的本质。我不知这个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