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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 2007-10-18 17:04:15 海德格尔/著 溥林/译 阅读809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担任校长，就有义务从精神上领导这所高校。教师和学生则只有真正和共同扎根于德国大学的本质中，其跟随才能由此被唤醒并变得坚定。然而，只有当领导者们自身首先，并且在任何时候都是被领导者的时候——被那不可动摇的精神使命所领导，这种本质才能获得其明晰性、地位和权力，而该精神使命，让德意志民族的命运深深打上了其民族的历史烙印。 　　 　　我们知道这项精神使命了吗？无论是，还是否，问题都必然在于：我们，这所高校的教师和学生，已经真正和共同扎根于德国大学的本质中了吗？该本质拥有真正的力量来塑造我们的此在吗？当然有，但前提是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要求该本质。然而有谁想怀疑这一点呢？人们通常在大学的“自治”中看见了它的居主导地位的本质特征，这种自治应当被坚持。然而——我们是否已经透彻地思考过，这种自治的主张要求我们的是什么？ 　　 　　自治意味着：为了我们自己能够是我们应当是的，我们自己确立使命，并自己决定实现该使命的道路与方法。然而，面对我们自己是谁这个问题，我们，德意志民族的这所最高学府的教师和学生的团体，真的知道其答案了吗？如果没有最恒常和最严厉的自省，我们真的还能够知道这个答案吗？ 　　 　　无论是对大学当下处境的了解，还是对其过往历史的熟悉，都不能确保对其本质的充分认识——除非我们首先为了将来而明确、严格地限定大学的本质，在这一自我限定中要求该本质，并在该要求中赢得自我主张。 　　 　　自治只能立足于自省的基础上。然而，自省只能通过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才得以产生。我们将实现自我主张吗，如何实现？ 　　 　　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就是追求其本质的原初的、共同的意志。我们将德国大学视为这样的高校，她从科学出发，并通过科学，来教育和培养德意志民族命运的领导者和守护者。追求德国大学的本质的意志，就是追求科学的意志，也就是追求德意志民族的历史精神使命的意志，这个民族是一个在自己的国家中认识自己的民族。科学和德国的命运必须同时在追求这一本质的意志中获得权力。然而，只有，也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形下，它们才能实现这一点，那就是，我们——教师和学生，一方面让科学直面其最内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在德国命运极度艰难的时刻承负起它的命运。 　　 　　然而，只要我们仅仅——当谈及“新的科学概念”时——为一种太过眼前的科学争取它的独立性和无前提性，那我们就定然不会在科学最内在的必然性中获悉科学的本质。这样一种仅仅否定性的、最多不过会将过去十年加以回顾的行为，根本就是那真正寻求科学本质的努力的假相。 　　 　　如果我们想要把握科学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直面这个决定性的问题：科学还应该继续为我们而存在吗？或者，我们应该让它迅速走向终结？科学无论如何都应该存在，这一点从来都不是绝对必然的。然而，如果科学应当存在，如果它应当为我们并且通过我们而存在，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它才能真正存在？ 　　 　　只有我们将我们自己再次置于我们的精神－历史性的此在的开端的权力之下。这个开端就是希腊哲学的觉醒。西方人由此从一种民族性出发，凭借其语言的力量，第一次站出来反抗存在者整体，追问并且领会这个存在者整体之所是。所有的科学都是哲学——不管科学是否知道这一点，也不管它是否愿意。所有的科学都生根于哲学的那个开端。假定科学终究依然还配得上那个开端，那它就要从那里汲取它自己的本质的力量。 　　 　　在此，我们想要为我们的此在重新赢回科学的原初希腊本质的两个显著特征。 　　 　　在希腊人中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普罗米修斯是第一个哲人。埃斯库罗斯让普罗米修斯说出了一句格言，这个格言表达了知识的本质： 　　 　　 　　 　　τηχνη δ’αναγκη? ασθενεστερα μακρωι 　　 　　（《普罗米修斯》514） 　　 　　 　　 　　“知识远不如必然性有力量。”这意味着：命运占有优势，所有关于事物的知识，都首先听任命运的摆布，并且在它面前不起作用。 　　 　　正因为如此，知识必须展开它自己的最高抗拒；只有面对这种抗拒，存在者那隐蔽的整个力量才将涌现出来，好让知识真正地在它面前不起作用。这样一来，存在者也就在其深不可测的不容改变中敞开了自身，并将它的真理赋予知识。说知识具有创造性的虚弱无力，此乃希腊人的名言，人们太轻易地想在希腊人身上为一种纯然基于自身并由此凝然出神的知识找到典范，并向我们指出，这种知识是一种“理论的”态度。——然而，对希腊人来说，“理论”（θεωρια）是什么？人们说：理论乃纯思，这种思仅仅同那被追问的事情本身相关。据说，根据希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