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供述证据保全的法理探讨.docVIP

偵查階段供述證據保全的法理探討 —以刑訴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第二項為中心 林裕順?中央警察大學刑事系副教授 前言 壹、偵查階段供述證據保全之法律規範 一、供述與非供述之證據分類 二、偵查階段供述證據保全的規範類型 1、司法警察之「詢問」 2、檢察官之「訊問」 3、犯罪嫌疑人、證人等之「對質」 4、小結 貳、偵訊場景與緘默權保障 一、犯罪嫌疑人的偵訊場景 1、人身自由限制的要件 2、偵訊場景—偵訊者與供述者近身對抗 二、緘默權之本質與機制目的 1、緘默權的本質—偵訊（權力）對於緘默（權利）的退讓 2、緘默權保障於刑訴程序之機制意義 參、犯罪嫌疑人供述證據保全之「告知」 一、我國偵查階段權利「告知」的意義 二、偵查階段緘默權「告知」的重要性 肆、「非」犯罪嫌疑人供述證據保全之檢討 一、檢察官得課以證人義務之不當 1、課以證人義務屬強制處分 2、檢察官職權不適課以證人義務 3、偵查階段不適證人詰問程序 4、檢察官課以證人義務不符正當法律程序 二、非犯罪嫌疑人供述證據保全的可能規範模式 伍、結論 關鍵詞：緘默權、權利告知、供述證據、偵訊（詢問、訊問）、證人 論文摘要： 刑訴法為保障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任意性，有關自白（不利陳述）證據能力於傳統自白法則外，另訂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條文規範。換言之，犯罪嫌疑人因拘捕到場而人身自由受限制，原則上只要司法警察等偵訊人員取得供述前，未告知緘默權或委任律師權，相關自白即不能作為法院認定事實的證據。然本條文雖突顯權利告知之重要性，訂定相關規範要件，惟立法源由法理說明未盡明確。因此，本文藉由緘默權保障的機制意義，嘗試補足緘默權、辯護權告知的法理論據。同時，本文認為偵查階段供述證據的保全手段，無論司法警察的「詢問」或檢察官之「訊問」應同屬任意處分。並且，為落實偵訊乃任意處分，嘗試提出相關修法建議。 前言： 犯罪，乃社會群體中人類之行為，並在人與物留下殘跡。故偵查機關追訴犯罪，蒐集證據對象不外乎藉由「人」與「物」。換言之，偵查機關蒐集保全證據之方法，可分為對人之處分與對物之處分。再者，實施對人之處分以取得證據資料，又細分「供述證據」，與「非供述證據」。其中，供述證據若源於犯罪嫌疑人自述者，即為「自白」。供述證據若取自犯罪嫌疑人以外之人，如目擊者、被害人等供述者，我國現行司法實務一般泛稱「證言」。 我國對於偵查機關取得自白或證言的刑事訴訟法規範，並非一次到位而是隨著時代演進多次增修，以致條文規定散見不同章節。例如：刑事訴訟法七十一年擴充辯護機制至偵查階段（第二十七條等）、八十六年落實緘默權保障（第九十五條等），八十九年明確界定辯護人偵訊在場的功能（第二百四十五條二項）、九十一年調整檢察官定位強化當事人進行之刑事訴訟架構（第一百六十三條等）、九十二年大幅度更動證據法條文「採行嚴謹證據法則」，增訂有關自白或不利陳述證據禁止規範（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以及證人（或鑑定人）證言證據能力的限制（一百五十八條之三）等等，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偵查機關取得供述證據的遊戲規則。 然而，為確保被告、犯罪嫌疑人供述任意性，我國增訂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的條文規範，因有別於一般實定法傳統之「自白法則」機制（第一百五十六條），似乎值得特別關注。其中，該條第一項前段：「違背第九十三條之一第二項‥，所取得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白或其他不利陳述不得作為證據。」及第二項：「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受拘提、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違反第九十五條第二款、第三款之規定者，準用前項規定。」亦即，犯罪嫌疑人（不包括被害或目擊等關係人）因拘捕到場或留置（不含自行到案）而人身自由受限制，原則上只要司法警察等偵訊人員（不含檢察官）取得供述前，未告知緘默權或委任律師權（不包括罪名或有利證據調查），相關自白或不利陳述即不具證據能力，不能作為法院認定事實的依據。 因此，我國相對國外法制因一百五十八條之二第二項的規範訂定，更突顯偵訊過程緘默權等「權利告知」的重要性。惟檢視該條增訂理由說明，似未能釐清立法者於條文中，限定供述者為「犯嫌」、設定偵訊人身份為「司法警察」，以及到場理由僅止「拘捕」等等法律要件的說理論據？故本文除整理說明偵查階段供述證據保全之法律規定外，並從比較法觀點參考美、日現行法制，確認偵查中緘默權保障的機制意義，藉以探討本條文強調「權利告知」的規範意旨。另外，依據本條文「反對解釋」，一併論述現行法有關「非」犯罪嫌疑人供述證據保全的可能缺失，並嘗試提出修法建議。 壹、偵查階段供述證據保全之法律規範 如前所述，供述證據的態樣，包括自白或所謂證言。惟偵查中供述證據保全，主要由司法警察、檢察官等國家機關擔綱，但也可能因私人的對質攻防取得，以致規範體系相當龐雜。因此，本文先說明「供述與非供述」證據類型的區別，用以劃定論述對象範圍，再整理、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