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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编年（一） 叙? 例 一、本编年选取20世纪中对于中国史学研究有关的事件、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论著。唯50年代以後台湾地区之史学研究，因历史的原因，笔者所知所见甚寡，故缺漏甚多，容他日续补。 二、事件与论著一般按时间为序，但一事连延时日，为便披阅，则将相关诸事一并罗列。 三、虽刊物或出版物的实际出版时间往往较版权页所标者稍後，但为编纂方便起见，文章发表与著作出版时间，一般仍据版权页而定。 四、可纪日月者按时间先後排列，不能纪日月者则列其後。 五、史家所撰著作，一般系于发表或出版之时，但个别因客观条件未能及时发表、出版之著作，因其有俾于作者思想之研究，则系于著作之时。 六、本编年或径取原始文献，或转引他书，所引录之文字，概依原本，其有标点者，亦照原本录之。当否，则读者鉴之。 七、1949年以後，大陆与台湾地区机构重名者甚多，为便叙述，台湾之机构前特署“台湾”，以示区别。 八、1979年後，因有《中国历史学年鉴》可资参考，故除对中国史学发展有重大影响者外，涉及一般学术性问题者不再赘录。 本编年限于编者之识见，兼之时间仓促，本世纪中史学研究之重要著作、重大事件必多有遗漏，其详略失衡、妄评妄议者，尚希读者谅之。 1900年 5月26日，道士王元箓在甘肃敦煌发现莫高窟藏经室，敦煌遗书被发现。 敦煌石室遗书的文种包括汉、粟特、藏、梵、于阗、回鹘文等，内容包括宗教、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和文书帐册三大类。 5月，英属印度政府派遣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经天山南路到和阗等地进行调查发掘。 斯坦因博士（Dr. M. Aural Stein）此次调查发掘，始于本年5月，终于次年7月，确定了古和阗旧址，并于尼雅汉代遗址发掘了上百片佉卢文木牍以及一些佛经写本残卷及政府和民间文书。 东文学社解散。 1898年正月，吴县蒋黼、溧阳狄葆贤、钱塘汪康年、山阳邱宪、上虞罗振玉以及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博士等创设东文学社于上海新文闸路梅福里，以“日文教授科学，翻译日本新刊书籍，为清末新学勃兴之先驱”（黄孝可《藤田博士小传》），王国维即东文学社学生。 本年7—8月，八国联军相继攻占天津、北京，东文学社因此解散。 东文学社曾先後影印、出版了（日）那珂通世《支那通史》、（日）桑原骘原藏《东洋史要》等。 王先谦著《汉书补注》刊印。 1901年 9月3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 作者云：“俄罗斯无历史，非无历史也，盖其历史非国民自作之历史”，“今吾中国之前史”，“正坐此患”。又云：“前世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所记事实之关系，其原因结果。前世史家不过记叙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谍；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 9月14日，清廷下令改科举，废八股，改各地书院为学堂，在省城设大学堂。 12月，清廷颁布《学堂选举鼓励章程》。 本《章程》规定：由学堂毕业考试合格者，给予贡生、举人、进士出身。 1902年 2月8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 《新史学》分“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6节。 作者云：“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 作者将传统史学的缺点归纳为“四弊二病”，并谓由此“四弊二病”而产生“三恶果”。四弊为：“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中国之史，……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後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夫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实尸之矣。”“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为何？曰理想是已。……今中国之史，则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二病”为：“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 “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 作者又云：“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6月，章炳麟致信梁启超，与论修史事。 章信云：“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