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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肃香港吏治廉政风暴是怎样掀起来的？ 【时间： 2008年01月18日】【来源：《公诉人》杂志】【作者：仁宇】【编辑：蒋欣静】 20077月1日，是香港回归十周年的纪念日。回顾香港的廉政历程，它也曾经走过了一个崎岖不平的道路。 香港曾乌烟瘴气 香港如今拥有一支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令人羡慕。但实际上，上世纪70年代之前，香港的吏治腐败也曾经搞得民怨沸腾。贪污受贿现象在公共服务机构中十分严重：救护人员在接病人前往医院前，会向病人索取“茶水钱”；消防员开水龙头救火要收“开喉费”；住院的病人要打赏医院的护工，才可取得开水或便盆。尤其在警界，警方与黑道的勾结已经到了半公开化的地步。在当时的警界，不但上层人物贪污受贿，基层警探也与黑道勾结起来，把整个香港搞得乌烟瘴气。 以当时香港“四大探长”中的吕乐为例，此人1958年被提拔为新界区总探长。吕乐往上爬的诀窍，就是行贿受贿、勾结黑道。他既向上司行贿，也受下级行贿，同时利用手中的权力，向辖区所有机构收取好处费，并充当它们的保护伞。吕乐在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当时香港黑道上的“四大黑帮”（新义安、潮州帮、14K、和胜和）给足他面子，即使吕乐坐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干，这“四大黑帮”也送案件给他上去交差。在“白道”方面，新警务处长上任，都需要“礼贤下士”，到吕乐这里来“拜码头”，否则，香港的治安就会大坏，而警方根本无法制止。至此，吕乐已经俨然成了一个黑帮总舵主。甚至有人说，吕乐建立起了香港警界的“腐败模式”。“四大探长”中的其余3个（韩森、蓝刚、颜雄）的发迹史，几乎与吕乐如出一辙。 当时的港英当局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曾设立反贪污部，采取一些措施对警察的贪污之风进行掣肘。比如，不让一名警员在一个地区任职太久，到了一定年限，便进行一次大调动。然而这一切均未能阻止香港警察队伍的迅速腐败。由于反贪污部隶属于警方，调查起案子来经常受到严重干扰，后来完全成了摆设，而大调动的措施，反而给贪污提供了新的机会，使得原本“干净”的地方也迅速烂掉，贪污链迅速拉长。 廉政公署动真格 1973年的葛柏案成了事件的转折点。葛柏是英国人，于上世纪50年代加入香港警队，到70年代，担任港英总警司，成为香港警界第三号人物。 70年代初，香港警方发现葛柏有一笔1.2万加元的储蓄来历可疑，随即展开代号“夏湾拿”的调查工作。葛柏闻讯后，申请提前退休，并将大量现款汇到海外。检举贪污组遂展开大规模调查，在一个月内联络了香港480家银行，最后查明葛柏的海外存款居然有62.4万港元。 但由于负责调查此案的反贪局隶属于警察部门，葛柏运用种种手段阻挠调查的进行。 香港市民一开始以为港英当局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因此无不伸长头颈等着葛柏锒铛入狱。哪知警方迟迟追查不到葛柏有罪的证据，仅能证明以他当公务员的薪金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存款。调查过程中，葛柏却潜逃返英。消息传出，香港市民再也不能容忍，他们纷纷上街抗议，“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此起彼伏。 港英当局见民怨沸腾，生怕影响到其对香港的统治，便开始认真处理此案。恰巧，当时新上任的港督麦理浩也有意肃清香港吏治。乘着这一股“东风”，麦理浩于1973年10月17日向立法局申请成立一个专责独立的肃贪机构。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宣告成立，廉政专员由总督委派，隶属香港总督，对总督负责，其他任何机构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廉政专员的工作。 廉政公署成立后的头一件大案就是葛柏案。廉政公署从警方的反贪局接手此案后，廉署首任执行处处长彭定国、副处长夏烈联亲自出马，终于找到葛柏受贿的证据。廉政公署随即开始引渡工作，经过8个月数度聆讯，伦敦法庭终于判令把葛柏解回香港受审。1975年，葛柏在香港被判处入狱4年。 此后，麦理浩便把廉政公署作为利刃，掀起一阵“廉政风暴”，手段异常严厉：他要求那些拥有“不明财产”的官员说明异常资产的来龙去脉；凡不能清楚交代者一律法办。一时间，贪官污吏人人自危，最怕廉政公署的工作人员来请自己“喝咖啡”。 四大探长纷纷落马 廉政公署当时的工作重点之一便是清除警界“蛀虫”。自葛柏案之后至1976年间，成立只不过两年的廉政公署，在香港警队内部挖出了近20个贪污集团，数名警司级的高级警察被捕，数百名各级警员被捕或者被通缉。其中最大的一桩团伙贪污案涉及18名警务人员。此案告破之后，在香港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同时也在警队内部引起极大恐慌。 当时的“四大探长”中3个已经退休，他们知道廉政公署厉害，便暗中告诉黑帮，要求他们暂时不要太放肆，以免吃亏。有些黑帮因此开始转行做正经生意，但也有些不怕死的，不将廉署放在眼里，其中就有绰号“跛豪”的大毒枭吴锡豪。最终，吴锡豪等9名大毒枭于1974年11月12日被捕，吴锡豪被判刑30年。利用这起案件，廉政公署将警界中大批害群之马揪了出来，而“四大探长”中的蓝刚直接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