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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道德冲突，你就要对“要帮助朋友”和“不要走私”这两个道德准则的公德性程度进行比较。显然，“不要走私”的公德性更强，因为它本身属于基本社会契约即法律的内容。于是，正确的道德选择就是拒绝你的那位朋友的请求。由此可见，一个好的道德体系应当以公德为主而以私德为辅。 在有些情况下，发生冲突的两个道德准则在其公德性上并无明显的差别，这种道德冲突不能通过契约论方法加以解决，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公德无解”。公德无解的道德冲突便转化为一个私德问题，相应地，公德有解的道德冲突则是一个公德问题。 这里要注意区别道德准则的公德－私德性和道德问题的公德－私德性。我们通过为道德准则排序来确定道德准则的公德性或私德性的程度，进而为解决道德问题提供了先决条件。 对于私德问题的评价和选择，有时并无一个公认的标准，取决于行为者个人的倾向或偏好。例如，前面提到的对绝症病人隐瞒病情还是告诉实情的问题就属于此类。不过，另一些私德问题则有一个多数人倾向的评价或选择，如性取向或同性恋问题。 需要指出，既然是私德问题，就不能强求一致；对待私德问题的态度应是：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做更好，但不按多数人的意见做也无可厚非。 对于公德问题和私德问题应当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这一点在密尔那里已经得到比较清楚的表达。对于所谓的“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密尔有两条格言： “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若为着自己的好处而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至远而避之，这些就是社会要对他的行为表示不喜或非难时所仅能采取的正当步骤。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假如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己的话。” 这两条格言通常被称为密尔关于个人和社会之间的权利界限，实际上也是密尔关于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之间的界限，即把个人道德限定在不伤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范围，而把社会道德限定在涉及他人特别是有损于他人利益的行为范围。这也被称为“不伤害原则”。 密尔的不伤害原则与笔者用社会契约来界定私德与公德的做法大致相当，但也有重要的差别。在笔者看来，不涉及他人利益的行为太少了，这使得私德或个人自由的范围太小，也不符合密尔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评价。社会契约方法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不过对于许多具体问题，不伤害原则和契约论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密尔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对于私德问题只应采取软性的劝导方法，对公德问题则应该采取硬性的强制或准强制方法。 接下来，我们从区分公德与私德的角度，探讨一些道德和政策问题。 我们首先讨论，是否所有的正常人都具有相同的婚姻自由权和限度？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例如，在现行法律下，近亲者之间没有结婚的自由，而近亲者从来都是被作为正常人看待的。 那么，婚姻自由权及其限度的依据是什么？我们以为，密尔的不伤害原则可以作为依据之一。 根据我国《婚姻法》，近亲结婚是被禁止的。其理论根据实际上是不伤害原则，因为近亲婚姻所生子女患有基因遗传病的概率比起非近亲婚姻来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这也就是说，近亲结婚伤害了下一代，超出婚姻当事人的个人道德和个人权利的范围，应当受到社会道德或法律的干预和制约。 不过，我们注意到，已经有学者对此项法律提出异议，认为它是对近亲婚姻的过度干预。他们建议把“禁止近亲结婚”改为“禁止近亲生育”。我们赞同这一建议，其根据也是不伤害原则。因为不生育的近亲结婚并不伤害下一代，因而属于个人道德和个人权利的范围。 这也就是说，不生育的近亲结婚是一个私德问题，而不是一个公德问题，因而不应用法律来禁止。与之不同，近亲婚姻家庭的生育问题则是一个公德问题，应当通过法律加以规定或限制。 当然，这里涉及可操作性的问题：既然允许近亲结婚，就很难阻止近亲生育。其实，即使在法律上禁止近亲结婚的情况下，也不能完全避免近亲生育。这里重要的是加强社会公德意识的教育和采取有效避孕措施，而不是禁止近亲结婚。 关于同性婚姻，虽然我国的《婚姻法》没有涉及，但是《婚姻登记条例》却禁止同性恋者结婚登记。这表明，同性婚姻在我国是不合法的。然而在西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趋势日趋强化，甚至有的国家或地区将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等同看待。 与之不同，我们的主张是：赞成同性婚姻而反对同性婚姻家庭抚养子女；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赞成把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等同看待。我们的依据仍然是不伤害原则，因为同性婚姻并未伤害社会，纯属当事人的私事，但是同性婚姻抚养子女则对社会有所伤害。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后天环境对个人性取向具有重要影响。这就是同性婚姻应受到法律限制的事实根据，这一法律限制就是禁止同性婚姻家庭抚养子女。因为同性婚姻家庭将对其子女施加较多的同性性倾向的环境影响，从而使同性恋的人数更快地增加，其后果将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