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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度量衡 上 ——《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第三章 吴慧 一、度量衡发展概况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征收田赋的需要 楚国的“量入修赋”，鲁国的“初税亩”，以及后来田赋制度的确立 ，和商业发展的需要，度量衡显得更为重要。其制度也日趋完备。度量衡在它发展史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又由于当时小国林立，诸侯纷争，政治上的不统一，表现在度量衡上就有不少的地域差异。不过所谓差异也并非杂乱无章，完全没有头绪可寻，事实上后来差异便逐渐趋于缩小了。这里面原因有两个；一是各国之间物资交流的日益频繁化，客观上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度量衡，以便利商品的交换，促进流通的扩大，二是在以统一为目标的兼并战争中，原先有差异的度量衡也因政治的统一而统一，统一的度量衡制度随着疆域的扩大而不断延伸。当然经济上的原因是基本的，统一度量衡并不完全出于统一者的主观愿望。 这一时期，某些国家本身其度量衡的变更往往同它的政治经济的改革有关，成为改革中的一种配套措施。这是中国度量衡史上的一大特点。春秋晚期齐国大夫陈氏向旧公室夺权，以“大斗 陈氏家量 出贷，以小斗 姜氏公量 收”，改变齐国的旧量制正是其争夺民众壮大自己的一种手段。度量衡史上的这一件新鲜事确实值得大书。，还有白公胜在楚国发动政变时 前479年 ，也是“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纳” 《淮南子·人间世》 ，与陈氏在齐国作法如出一辙，但他没有成功。与陈氏一样取得成功，尤其为人熟知的是，商鞅于秦孝公十二年在秦国变法中也以改革度量衡为其重要内容之一。不但行“平斗桶，权衡，丈尺”之法，而且颁发了标准量器。对于亩的大小，因涉及征赋，从晋国诸卿到商鞅都十分重视亩制的改革。步弓过六尺要重罚，商鞅是令出必行的，他对度量衡的改革在当世以至后世都发生着深远的影响。 当新兴势力推行新的度量衡制度的时候，他们都十分重视对度量衡器的较量和管理。如齐国陈 田 氏铸造的禾子铜釜，器上刻有铭文，表明这一“左关釜”的容量以仓廩之釜为标准，进行校量比对。如关人舞弊，加大或减少其量，均当制止，如关人不从命，则论其事之轻重，施以相当处罚。陈纯铜釜并将监制和治器人名铸在器物上。度量衡的管理条令犹如铸刑鼎那样铸刻在器物上，可见其态度的郑重。至于商鞅执法更是严明，对度量衡自不例外。《吕览》云“仲秋之月，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甬”，秦国划一了度量衡，而且如周代鼎盛之时也实行了每年定时检查之制。 古代度量衡的发展，由当时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反过来度量衡又促进生产和科技的发展。公元前344年制造的商鞅铜方升，运用了“以度审容”的方法，便于按尺寸校准，复制推广，反映了当时在数学运算和机械制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周礼》中反映齐国情况的《考工记》，详细记录了齐国标准量器栗氏量 周制，豆升四进制 的技术条件，包括提炼青铜合金和铸造的技术要求，器物的重量，釜、斗、升三个量器的规格尺寸和容量。由于当时还不能精确计算圆周率，故应用了勾股定理，以方作圆，“内方尺而圆其外”，以此定圆径之数，而求釜的面积。．春秋中晚期楚国称量黄金货币已使用木衡铜环权，环权以铜为母范 一次可铸两套，每套五枚 ，而且以相当完备的杠杆理论来作使用衡器的指导。 《墨经·经下》：“衡，加重于其一旁，必垂。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长、重者下，短、轻者上。” 楚国的王铜衡杆，长23.1厘米，与东周铜尺同长，铜衡杆上有十等分的刻度，据推测是称量时作为在不同部位悬挂权和重物的标志。它很可能是从等臂天平过渡到不等臂杠杆秤时出现的一种衡器。 《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序言第6页及110页，以下简称《图集》 在尺度方面，春秋末鲁国的巧匠公输班，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由他首创使用的鲁班尺，相沿而下，长度无甚变更，享有“万家不差毫厘”之誉。所有这些都说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度量衡已具有相当的科学性，而告别它的原始性了。 下面就对春秋战国时期度、亩、量、衡分别地作一番具体的考察。 二、尺度的渐趋统一和尚有分工 在周代，尺已有大尺小尺之分，并且有其地区性：以大尺而论，较长的百粒黑黍横排的尺 长24.63厘米 早先起于晋国等夏民族的旧地，其后用于周鲁地区，较短的百粒红黍横排的尺 长23.1厘米 行于中原地区，到战国时这种稍短的红黍尺通行范围更见扩大，黍尺 黑黍尺 终于被后者所取代。只是在制作黄钟之时仍保留以黍尺 24.63厘米 为准的传统。汉以后则有重新起用黍尺的时候。 红黍百粒横排长23.1厘米的尺子确凿有据，有不止一件的实物传世。1932年洛阳金村东周古墓中出土一把长23.1、宽1 .7、厚0.4厘米的铜尺 见《图集》第二页 ，据考是为战国中晚期物。此外传世的战国尺尚有四支：出于长沙上虞罗氏所藏的铜尺长23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的铜尺长23厘米、23．1厘米各一支，番禺叶氏所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