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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巨大压力的古代公务员 　　当下，“公考”高烧依旧持续，其中“工作稳定、旱涝保收、铁饭碗”是重要原因。说来你可能不信，古代公务员端的多是“瓷饭碗”，不信，我们不妨来穿越一下历史。 　　以明朝为例，朱元璋对违法乱纪的官员严惩不贷，先是借户部侍郎（财政部长）郭桓“空印案”杀掉官员1.5万人；然后又借口丞相胡惟庸、大将蓝玉谋反案，大开杀戒14年，受株连被杀的各级官员4万余人，至于那些被关进监狱、辞退、开除的更是不计其数。据不完全统计，朱元璋时期，全国有七成公务员因各种原因离开岗位。当时有官员，在早晨上班时要跟家里举行告别仪式，说今天走了就不一定能回来；熬过一天回到家里，长舒一口气又对老婆说一句：“哎哟，今天总算又活了一天，明儿再说吧。” 　　官员如此“朝不保夕”，连平头百姓还不如，这时的公务员端的饭碗，只怕连瓷饭碗还不如。或许有人说，这是建国之初须用重典，不足为凭，和平时期的古代公务员应该端的是铁饭碗吧！答案是：也不见得。 　　明朝万历年间，当年张居正推行《考成法》，据此办法，万历三年（1575年），查出“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巡抚（相当于省部级）、抚按（中央驻各省纪委书记）官员54人。其中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因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罚停俸三月。万历四年，山东有19名、河南有12的地市级官员，因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和革职处分。张居正当政期间，按《考成法》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 　　由此可见，在和平时期，朝廷对“未完成工作任务”的地方官员，动辄扣工资、降级、降职甚至干脆辞退，和现在的公务员纪律处分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稍不注意，饭碗就可能被打碎。 　　不仅省部级官员的饭碗随时被端，相当于国务院总理的首辅的饭碗有时也好不到哪去。明崇祯在任17年，撤免宰相多达50多人，罢黜国防部长14人，杀死或逼其自杀的督师或总督（军区司令云或省长），除袁崇焕外还有10人，巡抚11人。 　　西汉时，丞相一职的平均任期也不长，平均四年多；东汉时，“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半。 　　还有，如果你觉得官员这饭碗不好吃，想辞职有时也没有现在这样自由，比如你不幸遇到朱元璋，你说你不干了？啥意思？绝对“杀无赦”！ 　　说古代“公务员”是瓷饭碗，重要的还不是指上述“通过读书考试或其他途径”成为朝廷命官这个群体，因为此群体数量在古代实在太少，一般说来，在古代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供养、俗称“吃皇粮”的官员最多到八、九品，到县上顶多到县令下属的捕头（县尉），类似现在的公安局长就没了，再往下的公务人员，朝廷是不管的。换句话说，占到古代公务员队伍90%以上、在各级政府机关上班、为“公家”服务的师爷、衙役等基层公务人员，端的更是比朝廷供养的命官还易碎的瓷饭碗。 　　“师爷”是比较常见的基层公务员，属于吏的范畴，专指那些读书却科举不中，转而研读并精通行政事务的读书人，而被朝廷任命为县（市）长的，大多是科举出身，尽管能写一手好字，能背四书五经，但要处理一个不熟悉地方的复杂行政事务（古代朝廷命官一般是异地做官），一窍不通的大有人在，于是，地方官为完成政务，就须在当地招聘熟悉地方社情民意的师爷，辅助他们处理政务和事务。师爷发挥的作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具体负责“官府职簿书”等。 　　衙役也叫胥，和师爷相比就更可怜了，他们的具体工作是“任奔走供役使”。“胥”又可分为“皂”和“隶”。皂负责具体执行收税、抓捕和市场管理等具体行政事务；“隶”就是官员车夫、轿夫、伙房厨师等，负责官员后勤服务工作。 　　古代“师爷”和“衙役”等基层公务员，和现在的基层公务员的国家保障体制完全不同，他们既不占国家编制，又没有国家财政每月拨付的工资，他们的吃穿用度全靠聘用他们的县（市）长给予，有钱的大方的多给一点，没钱的吝啬的少给一点，没个准头，全国各地师爷、衙役拿的工资千差万别。 　　这些基层公务员的出路，大概就三条：要么辞职，要么被开除，要么干一辈子，而且不准参加科举，永远不能晋升。对干不好的，县令老板说辞就辞，极少废话，也无须废话，那时也没有《公务员法》，对基层公务人员的管理上无章可循。 　　这些基层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如何呢？元朝时有人分十等之说，所谓一僧二道，三官四吏，五皂六隶，七倡八优，九儒十丐，官吏之下便是这皂隶，比演员、儒生还体面些。有个故事也可说明这一点：满清时，有群差兵处决海盗，刀砍不动，只好拿锯子锯，整得惨不忍睹，一个农家少年路过，大骂他们是饭桶，差兵不服，叫少年来，少年手起刀落，麻利的砍掉一堆脑袋，差兵奖励少年许多金钱，还叫少年隔日去衙门报到；少年回家却挨了父亲一顿揍，原因就是父亲不愿儿子去做政府的衙役、皂隶，可见其职业声望在百姓心中地位之低。 　　那么，师爷、衙役（皂隶）们的工资水平咋样呢？沈榜的《宛署杂记》记载，明朝宛平县衙门里的这班皂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