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成长高风险态势的银行治理.docVIP

一、引言 　　为建设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成长速度，我们通过比较和总结近代上海三类商业银行治理经验，预期未来（2020年）上海商业银行治理的业态特征和路径选择。主张构建“以人为本”的有中国文化传统的银行治理模式。 　　（一）研究背景及相关文献 　　1，研究背景 　　在后危机时期，在“竞争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在构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并预期未来上海金融关系的复杂多变，银行风险以系统性风险为主的多态分布，包括系统外风险。具体说来就是“狼来了”，我们怎样更好更快更优地应付未来复杂多变环境及不可忽视的可能的局部动荡。《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强化了公司治理环境和外部治理机制对商业银行行为的约束。” 　　预期未来中国金融关系的构建中，特别是上海银行业将面临“高成长+高风险”的 双高压力。因而探求多变态势下具有“双高”特征的有中国特色的银行治理机制将是十分必要的紧迫的任务。回顾中国近代史上上海钱庄和江浙财团等在动荡复杂的环境中“与狼共舞”又“与狼共争”的情景，并给未来中国银行将面临的复杂多变局面。可以肯定，从金融史的视角出发，通过研究借鉴中国近代史上以上海钱庄和江浙财团兴衰存亡的历史经验，将对我们解决上述复杂课题提供更优路径。这就需要构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银行治理机制。 　　2，相关文献 　　曾康霖（2005）主张中国银行治理应有中国特殊性。反对照搬西方公式定理。王流芳（2000）主张研究中国银行治理问题，不可忽视历史经验的借鉴。 　　同时，曹廷求（2010）认为商业银行治理第三阶段的特征为从金融中介等基础理论出发，研究商业银行公式治理问题。并提出“治理机制与风险承担”等研究话题的启发性建议。正是这样，我们回归历史，回归货币银行学基础理论，从商业银行“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理论基础出发努力探寻中国自己的商业银行治理路径。并从非主流的视点借助金融史知识从系统外治理进行研究。 　　相关的研究还有：对外部环境的研究，何维达（2010）认为外资进入能够刺激竞争，提高国内银行盈利能力，但其“摘樱桃”效应也可能增加国内银行风险行为。冯科（2010）从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2005年提出的“流程银行”的角度给出了应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难题的建议。王倩（2010）探讨了不同法律环境下商业银行股权机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周小川风险指出，中国银行业形成的不良资产，除了经营管理之类的原因外，主要是外部环境所致。严格来说从金融史角度研究银行治理的较少。其中，薛念文（2004）博士论文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研究和宋雅南（2004）博士论文从对上海钱庄的研究探讨现阶段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对我们的研究有直接的启发作用。宋雅南(2004)认为，“一些专家学者从国外民营银行的理论和经验中寻找理论依据和制度借鉴，对民营银行的建立和发展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种研究方法无疑是十分重要而有益的，为中国民营银行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横向参照坐标。此外，从金融史观的角度进行研究，在历史的经验中寻求民营银行建立和发展的规律，也是非常可取的一种研究方法。” 　　（二）问题提出 　　当前的上海金融经济大环境与100年前中国近代商业银行高成长局面有惊人的相似。我们预期未来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已经建成，上海银行业将面临“高成长和高风险”的行业态势。在重新审视国际经济生活以“竞争和发展”为主题同时，我们努力探寻 “高成长与高风险”的有中国特色银行治理路径，以及如何应对这一业态。并拟以上海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如何构建有历史路径依赖的有中国特色的银行治理机制。 　　（三）两个前提假设 　　一是，国际经济生活主题以竞争和发展为中心。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2005）认为“全球化是发达国家试图建立‘世界新秩序’用高技术、暴力实行全球专政的工具，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并且“人类在其整个历史上必将走向统一，走向一体化，这是正常的不可抗拒的进程。”这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和谐全球”是有共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渊源的。与马克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是一脉相承的。这些正义的呼声应该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全世界人民争取正义、公平与发展进步的“和”的旋律。 　　一是，近代和未来（2020年）上海商业银行格局。根据我们的研究，在国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的前提下，假定近代上海商业银行格局和未来（2020年）上海商业银行格局基本相似。预期未来上海商业银行格局是，以国有四大商业银行为中心，与官方紧密联系的商业银行、民营中小商业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并存。这与100年前大上海银行业态格局（以中国、交通银行为中心，钱庄、“南三行”、“北四行”共存）基本相近。如图： 　　我们的研究就是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判断进行的。一是，基于对国际主题的解读为“竞争与发展”，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更是表现为“抗争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