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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法律思想 法家是战国时期同政治法律实践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学术门派之一，是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表演的最充分的一个流派，法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法律改革家、政治实践家，法治思想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当时最兴盛的国家之一。 根据他们对当时社会的观察，认为儒家坚持沿袭西周以来的礼治，无救于乱世，所以针锋相对的提出了法治理论，认为只有实行法治，才能重新建立社会秩序。主要表现在法治与礼治、德治、人治的对立。 1法家的法治要求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反对贵族的宗法等级制和世卿世禄制。 2法治与德治的对立是在统治方式上的对立。儒家强调“以德服人”的“德治”、“仁政”，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法家主张“不务德而务法”，认为只有“以力服人”，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轻视甚至完全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 3法治和人治的对立，是指在法和人在治理国家上何者起着决定作用。 实行法治的理论根据 1“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人皆挟自为心”。法家主张法治是根据他们对人的观察，认为都有好利恶害的本质，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整顿社会秩序。所以法治理论奠定在这这一人性论的基础上的，以此来否定宗法关系和儒家倡导的“礼治”、“德治”、“人治”并为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提供依据。 2“法与时则转”的历史观。“法与时则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针对当时社会普遍 “法先王”的流行观念，商鞅，韩非先后指出，人类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认为法治有效与否 关键在于能否与时相推移，主张国家谋存立，社会谋发展都必须建立一套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法律， 否则一味抱残守缺，就只能走向混乱的局面。 3“以刑去刑”的唯法论。针对儒家的“以德去刑”的主张商鞅提出“以刑去刑”的观点，认为法令和赏罚的直接对象是民众，因此实行“法治”和运用赏罚都要以“民性”为基点，这种重刑思想包括刑主赏辅，不赏善，轻罪重刑等内容。“抱法处势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从法与势的角度来论势，一方面势治是法治的前提和依靠，另一方面，又强调“势”离不开“法”，君主实行法治必须以“势”为后盾。 关于法的一般理论 法和国家是应人类生活需要才产生的，是社会化的结果，为了制止混乱，重新组织社会生活，所以“立禁”、“立官”、“立君”。 法的特征与本质：法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法”的属性，认为法具有规范性、强制性、公正性、平等行和宣明性。 1法律是公平的，正直的。将法喻为度量衡，目的在于强调法的客观性、平等性，试图据此为社会建立客观、公正的行为规范，要求法“不别亲疏，不疏贵贱”。 2法和刑结合在一起，以法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以刑以及与刑相对的赏作为保证法律实施的手段。 3基于对法律的本质及其特征的看法，法家认为法律的作用在于：“定纷止争”、“兴功惧暴”。 关于立法和司法的基本主张 1必须“以法为本”。法家认为，要实行法治，必须首先有法，而且必须“以法为本”。这就要求立法者绝对不能随意立法，而应遵循一些基本的立法原则：必须“当时而立法”、必须“因人之情”，使“令顺民心”。 2法令应成为人们言行的唯一标准。法家认为，当时社会混乱的原因在于社会没有统一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因此应该建立一套固定的规则来限制人们的言行。这就要求：必须公布成文法，“布之于百姓”，必须明白易知；要求立法必须统一，不能“故新相反，前后相悖。时法令具有绝对的权威。 3必须善于运用赏罚。法家从好逸恶劳的人性论从发，认为行赏施罚是贯彻法令的唯一有效手段。但他们认为应该善于运用，这主要体现在商鞅和韩非的理论中，大致包括：“信赏必罚”与“后赏重罚”；“赞赏同轨，非诛俱行”；刑多赏少和轻罪重罚。 4“法”、“势”、“术”必须相结合。在前期法家中，商鞅、慎到、申不害分别以重法、重势、重术著称，各成一派，后期韩非发展了上述思想，强调以法为本，法、势、术相结合的法治思想，提出“抱法处势”则治的观点。 综上所述，法、势、术的结合，是法家思想的总结和归宿，从而完成了一套推行法治的理论。 政治层面来讲，法家在先秦诸子中，顺应变化的世局，进一步的打破了贵族政体，开辟了一条事功的道路，打破了中国社会的封闭性，打破了公开不平等的制度，为建立统一的中央王朝奠定了基础。 从理论层面上来讲，法家重视客观规则对社会生活的规范作用，希望凡事都有个确定的标准，这已触及到了法律的根本精神。 儒家法律思想的特点 儒家的法律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正统地位的法律思想。孔子、孟子和荀子是先秦时期儒家法律思想的代表人物，总结孔子、孟子和荀子法律思想的基本特点，可以看到整个儒家学派法律思想的基本特点。现从以下三个方面总结 1推崇礼治。维护礼的权威性；向往礼所规定的等级制度；追求礼所包含的人到精神；强调礼对刑罚的指导意义。 2重视德治。重视民众的价值；重视教化的作用；主张少用刑罚，反对滥用死刑。 3强调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