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业问道》序.docVIP

《书业问道》序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组织评选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已三届了，连续三届获奖的作者不多，但杨君红卫是其中一位。 第三届评奖结束后，负责此项工作的沈女士告诉我，湖北省有5篇论文获奖，有些省则一篇也没有，评委们再三平衡，但比较起来湖北的论文又不能不选。红卫的论文《产品创新：文化创造商业价值》是不能不选者之一。 红卫的文章选载率很高，在人大复印资料和《新华文摘》上经常看到他的文章，但他并不是专业的研究者，也不是出版发行专业的科班出身。他先是在新华书店作基层工作，先后从事过业务员、办公室文员、教材发行中心经理、店刊编辑部主任、企划部主任工作，2005年被公开竞聘到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担任副总经理，书店的主业上市后，他留在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从全国的角度看，书店也只是一个基层，但红卫人在基层，却登高望远“思接千载”，思考的是关于我们这个行业的现在与未来。这个集子里，就收录了红卫2004年以来发表的32篇论文。 近十年来，中国出版的改革与发展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转企改制、分流下岗、员工转换身份、多元化经营、教材招投标及循环使用、网络书店、数字出版、企业上市等等。红卫是改革的践行者，他所在的单位，无一例外参与了中国出版改革的每一段历程，且这些改革的方案和实施大都是由他操持的。这一点，他既像朱尔?布雷东画笔下的《拾穗者》，也如同奥古斯特?罗丹笔下的《思想者》，他行动着并观察着中国出版改革的微观与宏观，感同身受其中的酸甜苦辣。在教材循环使用的过程中，尽管初衷是对的，国外也在推广使用，但在中国，他认为作为公共产品，循环教材实际上推行起来很困难，充其量也是二线教材才可能“循环”，因为在中国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家长并不会去节约这笔并不多的开支。在新华书店股份制的过程中，他对“工者有其股”提出了否定的意见，认为人人有股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不能带来预想的效果。在集团化的过程中，他认为目前的集团化是行政这只手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在同质化的竞争环境下，在严格的行政区划的格局中，所有的集团都不可能做成大规模，结果是所有的集团公司既做不大也不会做强。在千军万马争上市的热潮中，作者同样发出了自己不同的声音。在《出版绑上资本市场的战车》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出版是个小产业，从目前的出版资源和市场规模看，不可能容纳这么多家上市企业。出版集团上市后如果不从事主业，而是靠“财务投资”或者做“文化地产”，将与我们当初上市的初衷是不相符的。这种上市恰恰是“去出版化”。 也许放在今天看，有些问题，如转企改制中员工身份的处理，员工持股的问题，集团化的利弊，业内已有共识，但作者不是今天才“研究”得失，他当初发出这些与众不同的“真知灼见”时，业内大多数人还沉醉其中，幻想毕其功于一役，很快就会带来出版改革的重大成果。如他2005年发表的《难解的身份情结》一文中，红卫认为目前的改制其实“形式重于实质”。过去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现在是“企业单位、事业管理”。红卫这些话说得也许有些“难听”，但很多事从今天看被他不幸而言中。再如作者2010年发表的《出版绑上资本市场的战车》一文，较早地认识到上市对于所有的出版集团而言，对于社会而言，并不是最佳的选择。也许这种观点，至今很多人都还难以理解。这也许就是红卫难能可贵之处。当然，红卫并不仅仅总是扮演“在野”角色的研究者，他对中国出版，乃至世界出版的未来，都有着自己的思考。如他在《网络书店的前世今生》这篇万字长文中，不仅对书店，甚至对整个出版行业发展的未来，都指出了正在发生的变化和可能发生的变化。他希望出版发行工作者要正视这种变化并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这篇文章，2011年11期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以此可见其观点的新颖与重要。 红卫因其本人是践行者，所以能跟随时代的步伐，对中国出版的改革进程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的文章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但他思考这些问题，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运用微观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出版学的很多理论来探讨正在发生的一切。2004年，各地新华书店一窝蜂大上“超级大卖场”一事时他就指出，这是“昙花一现或是个塑料花”。他为什么反对各地大建超级卖场呢？他从美国的巴诺、鲍德斯的经营策略来比较我们的竞争战略、企业文化和营销手段的不足。这篇文章发表于各地大上超级卖场的2004年，对我们书店的决策者不啻是警世钟。到2008年，随着网络技术与数字技术的结合，他关注的目光已经从超级大卖场到连锁书店，到网上书店。2009年，他的认识不断深化，他认为书店已经落后于技术的发展，成了“旧社会”，网上书店也还停留在“不要书店”的层面，数字出版则是“书也不要”了。亚马逊书店已经颠覆了整个出版业，拯救出版发行业的钥匙是观念的创新与技术的不断进步。 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红卫的文章逻辑严密，说理性强，但又不是学院派那种考据式的引经据典。他的文章语言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