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同与《教育杂志》.docVIP

周予同与《教育杂志》 摘要： 著名经学史家周予同在担任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编辑主任期间，一方面组织学界同仁，针砭教育时弊，讨论教育改革；一方面发表大量著述，阐述教育思想，其教育主张带有明显的社会革新色彩。然而，既存社会条件与自身编辑职业的限制，导致了理想与现实间的抵牾与距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教育讨论热潮背后的困境与无奈。 关键词： 周予同 编辑 《教育杂志》 一、周予同结缘《教育杂志》 周予同与教育结缘，始于大学求学时期，且是从编辑开始的。1916年，周予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读书期间即和同学发起平民教育社，创办《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积极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1921年秋毕业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先为编译所编译，后调至《教育杂志》。《教育杂志》系商务印书馆于1909年创办，它记录了中国近代教育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教育杂志》汇集了当时学界一大批有影响的编辑和作者群体，周予同即其中的代表。 周予同受命主编《教育杂志》之时，正值该刊处于发展困境的关键时刻。1920年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整个文化出版界受到各种新思潮的猛烈冲击。向以传统保守形象示人的商务印书馆的各类杂志，如《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面临着各类新式刊物的批评，《教育杂志》自然也未能幸免，所受攻击尤为猛烈。罗家伦在《新潮》上专门作文称，一些旧时杂志均是“市侩式的杂志”“最讨厌的莫过于商务印书馆所出的教育杂志。这种杂志里面，虽也有过蒋梦麟黄炎培两君所著的几篇还算朴实点的东西，其余多半不堪问了”。[1]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责难，为避免被社会新潮遗弃，商务不得不开始“趋新”，对旗下的杂志进行改革。就《教育杂志》而言，1922年更换了此前的主编朱元善，开始由周予同担任，至1931年（其间曾由李石岑、唐越短时担任，但实际负责人仍为周），并将办刊宗旨定为“以提高教育学术之程度，扩大教育学术之范围”，语言文体上使用白话文，注重介绍现代西方、日本及苏俄的教育思潮和教育改革进展，针砭国内教育弊端，讨论学制改革与教育方法等。 主编《教育杂志》期间，周予同积极奔走，广泛联合教育学界同仁，大大扩展了《教育杂志》的作者群体。一大批教育学家和著名学者纷纷赐稿，包括蔡元培、胡适、钱玄同、郑振铎、顾颉刚、梁漱溟等。为扩大杂志在青年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中的影响，周予同主张可在杂志上连载小说，并约“有点教育界的经历、感受”的叶圣陶写作。叶所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在1928年完成后直接在《教育杂志》的“教育文艺”栏目上连载12期。《倪焕之》的问世，可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长篇小说的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连载后，其单行本在新中国成立前再版过12次。经过努力，《教育杂志》的影响力得以提升。周自己在当时教育学界和出版编辑界也赢得了相当的地位和声誉。 二、周予同的教育理想 主编《教育杂志》的同时，周予同也在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著述，并分别在1933年、1934年相继出版了《中国学校制度》《中国现代教育史》等著作，阐发其主张。其教育及编辑思想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发展而形成的，是社会大变动与个人人生遭际共同作用的产物。他说：“我这种思想的发端，最初是由社会环境的悲剧所唤起的反感。后来由反感而怀疑，而求诸古代教育学说，不料历史上的教育学说又没有完满的解答。于是逞其妄想，造这乌托邦的教育制度。而近年俄德教育的改革，更助我思想的成功。”具体来说，其教育思想包括三方面的来源：一是“社会环境的反动”。民国初期的中国社会状况并没有因为封建帝制的结束焕然一新，国内军阀专制横行，国外列强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愈发严重，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中国依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挣扎。在周予同看来，“现实悲惨的社会引起了我良心上无限的痛苦”，因而从少年时期就“往往喜就社会的黑暗面着眼，到悲观的观察”，思考国家和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寻找新出路。在思考过程中，他的关注点逐渐集中在教育上，“我不知道这种社会的存在是否合于正义，若是不合于正义，为什么竖起指头自称教育家的人‘视若无睹’呢？”二是对以往种种教育学说的怀疑和不满。目光移至教育之上后，周开始研读以往的各种教育学说，希望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但他失望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教育家虽然有些言论也很澈底，但大多是一鳞一爪的……我有个疑问，若是教育目的不明?，教育制度不完全，就是方法很好，也不过为特殊阶级的人造幸福。”所以，读了教育思想史后，周的“怀疑更深，求解决的方法更切了”。三是“俄德革新的激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以德国十一月革命为代表的欧亚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这激励着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从俄德革命中努力寻找解放中国的道路。周自然亦不例外，不过他关注更多的是俄德革命措施中有关教育的解决途径。他发现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