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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商鞅变法的一些思考 从战国形势图来看，当时华夏民族的主要活动范围西起渭水流域，东至黄河下游，南到长江中下游，北达蓟辽地区。在这广阔的地域上，分布着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和一些小国。在这些诸侯国中，秦国偏处西方一隅，远离中原核心地带，恰恰是秦国最后统一了中国，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秦国在群雄角逐中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是它的改革最为彻底，从而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呈现新的特点，国际安全环境面临新的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这一切，不仅影响着当前国际局势的发展，也对中国周边形势产生巨大的影响。我国的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还处于劣势等等。今天，我们重新研究商鞅变法，重要的是感悟商鞅变法的精神实质，并为我们当下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思想的动力和养分。 秦国地处西陲，一向为诸侯各国所轻视，称之为“夷狄之邦”。 秦国比中原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要落后。改革的有利条件国君权力集中，奴隶主贵族势力较弱；注重实用、讲求功利的家学说容易得到认同；民风质朴，充斥尚武精神。急公斗勇的民风士气，只要有合理严格的制度约束，就能凝聚成统一的意志，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历史机遇三家分晋，阻秦力量大受大削弱；中原士人游说各国，为秦国招揽贤能提供了可能性；诸侯卑秦，秦孝公决心发奋图强、实现富国强兵。所有改革的发轫之初，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思想问题、一个观念问题，一个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问题。如果思想上得不到解放，改革就是一句空话，改革就会“泡汤”。思想解放没有跟上，变成了彻头彻尾“换汤不换药”，也是一个失败的命运。“卫鞅（即商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商鞅打算变法，但秦国上下普遍心理上不是很支持。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资治通鉴·卷一》商鞅恰恰反对的，就是这个“安”。他提出要想改革，就必须破“俗”，就必须“不法于故”。这个“故”，就是僵化的社会制度；这个“俗”，就是陈腐的落后观念。商鞅接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常人，你就让他守法就行了，即所谓的“拘”，而真正智者，是制定“法”的人，是更高一个层次、一个境界的人。这样的人，制造规则，改变规则，那些不懂“礼”，没规矩的人执行这些规则。 从改革的进程来看，任何一场改革都会涉及经济社会关系的组合和各阶层利益的调整，因此，改革必然会遭到旧势力和旧观念的抵抗，这就决定了改革的复杂性。商鞅变法的矛头指向宗室贵族和世袭大臣，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剥夺他们的各种特权，必然受到他们的抵制和反对，甚至他们怂恿太子犯法借以破坏这次变法活动。有了铁的执行力，商鞅变法在经历初期的质疑和不满后，迅速推行开来，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成功商鞅变法正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顺应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变革，是对整个生产关系的变革，使封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得以进一步的确立与发展，变法为秦国的富国强兵和后来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因此，商鞅变法是成功成功的原因：主要原因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逐步崩溃和封建社会开始形成的时期，变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符合地主阶级的要求商鞅变法的措施全面彻底 有充裕的时间，施行十年，令百姓能适应及接受厉行法治，赏罚分明，人民知所遵守重农抑商，令百姓温饱，故获人民拥护良好的历史机遇晋国分裂，士人、说客追求建功立业任何一种经济与政治的变革，本质上都是一种财富与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的一个结果是不可避免地造成财富与权力的转移。判定这种转移的价值依据，应该是以它是否有利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为准绳。制度创新就是通过制度的安排，实现这种分配与转移的良性价值取向。这也是制度创新的魔力与魅力。商鞅作为一名改革家，他的许多改革措施都体现出制度创新的鲜明特色。比如，以军功作为社会进阶的标志。这个制度的创新性很强。变法前的秦国社会，是奴隶主贵族当道，天生享有特权和荣誉。商鞅打破了这一制度传统，把社会荣誉的标准从“血统”转化为“军功”。谁的军功大，谁就享有荣誉和尊严，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就给平民带来了社会进阶的机会。变法前，普通人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但变法后，商鞅给了他们一个这样的机会。制度变革带来了人的活力的激发。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变得越来越强。只有制度创新，才叫改革。或许商鞅意识到，所有改革的核心特征归结到一点，就在于制度创新。韩非子说“商君虽死,秦法未败”。史记》中“商君虽死，而秦卒行其法”商鞅赤胆忠心，最终却劫难难逃因商鞅变法触动了旧贵族的既得利益商鞅实行的酷刑也加剧了旧势力对商鞅的仇恨秦孝公死后，商鞅失去了生存的主要屏障商鞅变法时期，有人当面批评商鞅“相秦不以百姓为事”、“残伤民以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