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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0年文化消费嬗变 　　文化消费，是人们利用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满足自身精神生活需要的一种经济行为。与一般产品消费中的物理消耗不同，在文化消费中，人们所面对的主要是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中的“无形资产”——内容，而内容又主要体现为各种文化符号或符号的聚集。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文化消费的本质是文化符号的消费。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文化消费的领空经历了各种文化符号的风云变幻，留存了一条珍贵而清晰的消费轨迹，同时也积累了丰富醇厚的文化库存，和值得人们经久咀嚼的历史回味。 启蒙： 港台文化的边缘性消费 自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以来，以港台流行文化为代表的境外文化产品便开始涌入内地，并立即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新奇的目光和学习的热情。 风行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邓丽君的歌声，是我们最早的关于改革开放后大众文化消费的记忆。其后是刘文正和罗大佑带来的长达10年流行期的台湾校园歌曲，它们和春节联欢晚会上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费翔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等一起，給新时期的人们带来了一个与以往高亢激昂的革命歌曲完全不一样的音乐世界。 80年代随着电视的逐渐普及，电视剧和电视综艺节目成为最吸引大众眼球的文化消费方式。港台的武侠剧和言情剧开始占据大陆荧屏，《霍元甲》、《上海滩》、《射雕英雄传》风靡一时，根据琼瑶小说改编的《在水一方》、《一帘幽梦》等电视连续剧赚足了女性观众的眼球和眼泪。 与此同时，“文革”中憋闷了十年的阅读能量在80年代得到了井喷式的释放，以青年大学生为代表的人们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新思潮、新文化的滋养，而其中最为广大的男孩子们所追捧的书是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女孩子们则沉迷于三毛的散文、琼瑶的言情小说和席慕容的诗。 80年代是中国人思想不断解放的年代，一方面旧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禁锢还未完全打破，另一方面打开的国门又使得港台等各种境外的文化产品以不可阻遏之势涌入，因而这时人们的文化消费方式大体上呈现出边缘性的特点。这种边缘性主要体现在以邓丽君歌曲、金庸小说等流行文化的传播与消费常常以地下的方式进行，并且经常伴随着主流文化的批判声音。如邓丽君的歌曲是以走私磁带—翻录磁带—盗版磁带—内地歌手翻唱的路径流传开来的，人们一边听着当局的指责一边疯狂地迷恋着这种“靡靡之音”。金庸的武侠小说直到80年代后期才在书店大行其道，此前人们只能通过街上的租书店或小书摊去不断搜寻他的作品。 这些流行文化及其消费虽然运行于社会边缘，但它们给内地文化带来的影响却十分深远。如在流行音乐领域，中国后来的顶级流行歌手，如程琳、成方圆、那英、田震、王菲等，几乎没有人不曾翻唱过邓丽君的歌。与此同时，大陆以李谷一的歌曲为代表的、具有流行歌唱元素的抒情歌曲开始起步，获得了听众的热烈欢迎。总体来看，港台流行文化不仅培育了内地的文化消费者，而且后来内地流行文化的创作、生产模式也基本都是由对它们的复制和演变而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当时在内地担当了文化消费的启蒙者角色。 调侃： 大众文化的主流化消费 由于王朔作品的走红，调侃，成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文化领域最为流行的词汇。它通常用来指称王朔的小说、崔健的摇滚乐、《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室内剧和电影《顽主》、《站直喽，别趴下》等当时中国大陆土生土长的流行性文学艺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共同特征。 在这些流行的作品中，调侃首先表现为一种“王朔句式”。即王朔常常把现代生活词汇与以往的革命术语硬性搭配在一起，形成诸多类似“玩牌”等于“开党小组会”、“出国”就是“到对敌斗争的最前线”等形式的语句，以传达一种历史与现实、严肃政治与市井生活相错位的幽默、戏谑色彩。使用这种句式的还有崔健，他用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边缅怀“两万五千里”，一边踏着“摇滚”“走过来走过去寻找根据地”。当时唱遍大街小巷的《红太阳》歌带，把革命老歌曲与新节奏、新配器搭配在一起，表达出同样的艺术效果。 在“王朔句式”的深层，调侃还表达着一种复杂的时代情感。这些作家把大量的革命术语植根于现代市民生活语境，字里行间泛起的不免有回溯历史的丝丝牵挂，但我们更多看到的是革命术语所遭受的不恭敬的戏弄和亵渎。这种戏弄和亵渎是那样冷酷无情、鞭辟入里而又油腔滑调，充满了恶作剧般的嘲弄、讥笑与破坏性，致使革命术语所代表的旧有规范再也逃脱不了分崩离析的命运。然而，旧有的理想坍塌了，新的目标又在哪里？显然这不是王朔及其笔下的“顽主”们所能回答的问题。他们没有能力和素养去建立新的信仰，他们唯一能够付诸行动的就是彻底撕下道貌岸然的虚假面孔，以调侃为嘶喊，以本欲的狂欢为仪式，走上沉溺于世俗享受的道路。因此，在无论是“剧中人”还是“剧外人”貌似轻松洒脱的外表下，茫然怅惘的失落感和无可奈何的嘲弄清晰可见。而正是这种无可归依的情感及其幽默诙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