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如何争国际话语权.doc

中国外交如何争取国际话语权 2012年10月19日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作者：王义桅（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IIPA）执行院长） 近年来，西方不断抱怨中国“习惯说不想要什么，而不是说想要什么”。国内民众也在抱怨中国外交太软，这与国际上抱怨中国外交太强硬，形成鲜明对照。这表明，中国已经到了向国内外社会说清楚“中国如何使用崛起了的力量”、“中国追求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时候了。如何说清楚、说好“中国想要什么”，关键是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经历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亟待向国际话语体系升级。 正确理解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 国际话语权很重要，毋庸置疑；中国遭遇话语权困境，乃不争事实。我们对中国国际话语权不满意，主要是因为跟我国国力不匹配，也跟14亿人口数量不匹配。然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不宜上纲上线，确立以下三个观念至关重要： 其一，做对了才有话语权。话语权与国力不同步，甚至存在不匹配现象。中国话语权增大了，绝非国力增强之后自然而然的产物，而是我们做对了。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欧洲人说“看来中国模式行”。学习、研究、借鉴中国模式成为国际潮流。中国在国际上主张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尊重不同国家制度选择，就更有感召力了。 其二，可持续性是检验话语权生命力的标尺。话语权犹如银行诚信，须不断积攒。故国内外政策要自圆其说，行为要一以贯之，体现权力的话语要简单易懂，深入人心。法国大革命以其自由、平等、博爱理念，概括了欧洲文艺复兴政治成果，以致于今天欧洲多数国家（包括俄罗斯）都是三色国旗。美国的国际话语权，一言以蔽之，重要的也是三个词：自由、民主、人权，靠的是去国家特色、去功利性、去时效性。中国外交主张如何做到始终如一、自圆其说，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国际角色，持续讲好“中国故事”，是非常现实的考验。 其三，普遍利他性是检验话语权合法性的核心。话语权的威力是利他行为而非自我定位。美国的话语权与其巧妙的“去美国化”不无关联。的确，话语权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如果说假公济私是帝国行为，以公谋私是霸权行为，那么寓私于公便是领导行为。美国的话语权正如美元——“我的货币，却是你的问题”，往往不以“美国”名义出现，如国际研究协会（ISA）并无“美国”字眼，提供给各国学者参与，但大家都知道这是美国的产权。 其四，真正的话语权靠继承而来。老子云：“天之道，利而不害；君子之道，为而不争！”潘基文连任联合国秘书长时的就职演说还引用了这句话。真正的话语权，是对世界未来提出一整套知识、信仰与价值体系，无法强争而只能巧取。毕竟，争来的只是技术层面的话语权。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根本之道，是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继承西方和中国传统并加以创新，使之反映时代本质和未来趋势。 这一点，尤其适合中国兼收并蓄的文化发展传统。靠革命手段（不管是文斗还是武斗）赢得的话语权总是排他性的、不可持续的。 进一步说，话语权靠包容性继承而来，既包容时代发展精髓，又包容人类普遍意志，还包容自身传统，获取最大国际认同。所谓包容时代发展之精髓，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包容人类普遍意志，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必要途径，也是代表世界最大多数民意的必然要求；包容自身传统，是讲国际话语权要接国内的“地气”，要获得国内认同，并且体现国家传统文化。 中国为何话语权缺失？ 近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增大了，因为我们包容他者。中国发展道路须更具利他性。因此，中国崛起不能简单地停留在自我宣示的层面，而要抓住世界主题从和平、安全向发展延伸的时代机遇，实现三大包容：包容对手、包容他者和包容时代，走“包容性崛起”道路。其出发点是从利我诉求到利他关切，从民族视角到全球关怀，从历史经验到未来诉求，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利益共赢、权力共生、责任共担、价值共享。 在实现和平崛起战略向包容性崛起战略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如何更给力，成为摆在中国外交面前的紧迫课题。中国话语权缺失，有三大表现： 其一是太强调特色，缺乏普世话语。强调“特色”，表明难以超越西方，反映出中国近两百年来的心结——既想赶超西方，又怕被西方同化，便在“西方化”和“中国化”间走极端、绕圈子。我们否定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干涉他国内政，但也承认价值有普世性。事实上，“自由、平等、尊严等人类普遍价值正在被有机地整合进中国文化之中”。国际话语权就是对人类价值普世性的表达。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不是去否定价值的普世性。 其二是难以放弃自我，缺乏利他关怀。总想着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围绕自己而展开外交思维，如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很少讨论与中国没有关系的关系。美国的话语权很大程度源于公民的“志愿者”意识。所谓“领导源于服务”，志愿者就是去考虑他人关切，维护他者权益。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取得从根本上也取决于中国能够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提供哪些公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