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清连-不古不之学与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doc

11不古不今之學與陳寅恪的中古史研究[1] 黃清連[2] 一、前言 陳寅恪先生（1890-1969）是中國近代重要的史學家，在他生前，就已望重士林，蜚聲國際。近年來，陳氏史學更引起海峽兩岸及國際漢學界廣泛討論，相關研究極多，儼然已成“顯學”。但陳氏史學內容繁奧，其所專精的中古史研究，對後繼者造成的影響，更是難以估計。支持、反對或修正陳氏中古史論點的著作相繼問世，蔚為近代中古史研究的主流之一。 陳氏中古史學論著極多，涵蓋層面極廣。如以研究課題及方法粗加分析，至少可分佛教史研究、唐史研究、詩史互證、六朝史論等四類。如以陳氏論中著重“種族”、“文化”而言，陳氏考證、分析中古史所涉及的領域更包括政治、經籍、宗教、民族、學術、思想、文學等等。 排除對陳氏個人資質的空泛讚美，可以試問：究竟是什麽學術思潮、什麽學術訓練、什麽客觀環境，促使或啓發陳氏在研究中古史時切入問題與解決問題？陳氏家世背景使得他早年得以扎下堅實的國學基礎，自十五歲赴日至三十六歲由德返國，陳氏遊學歐美各國幾近二十年，與大唐名僧玄奘一樣到西方取經，可謂“顛沛負笈”。陳氏自三十七歲任教清華至八十歲終於廣州中大，適逢八年抗戰、政權鼎替、文化浩劫等階段，陳氏流離遷徙，眼盲足臏，但仍著述不輟，可謂“流離問學”。本文擬以上述三項問題，即什麽學術思潮、什麽學術訓練、什麽客觀環境為觀察重點，研討陳氏中國史學與東、西方學術傳統之關係。 二、從“不古不今之學”談起：學術思潮與古學、今學 過去許多學者常認為陳氏自謂“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是“指國史中古一段，也就是他研究的專業”[3]這個說法似乎是由汪榮祖先行提出，至陳門弟子周一良（1913-2001）再予以肯定，并由陳氏提出該說的相關人物馮友蘭（1895-1990）證實。以下擇要引述他們的論點：汪氏所解的“古”、“今”，是從時間上的古或今，也就是古史或今史賚理解的，他說： 寅恪固有異於乾嘉諸老之博雜，亦與梁啟超、王國維之“上下古今之學”（引號為筆者所加），有所不同……陳寅恪何以選擇“不古不今之學”？大致因古史資料每多殘缺，難有定論；而清末民初以來，疑古之風甚熾，學者不免常憑己臆測武斷……此乃“寅恪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的原因，自不願在證據較少的古史中，爭無謂之勝。近代史料甚多……或即因家世之故，沒有迴避，雅不欲以此為學術研究的主題。此所謂古既不“好”，今又不“成”，只能“不古不今”。然亦不僅如此，寅恪在歐美所學，諸如東方文字與中亞史地，已奠立研究中古史的基礎。再者，中國中古之隋唐乃極燦爛輝煌的時期，有其吸引人之處……研究中古，又以唐史為重點，自非偶然。[4] 汪榮祖的說法，在1988年5曰25日至28日於廣州中山大學舉行的“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得到周一良的正面回應，他所說的“古”、“今”，也是從時間的角度詮釋。周氏在會中發表《紀念陳寅恪先生》，說： 關於不古不今之學，汪榮祖教授在他的《史學家陳寅恪》中已有明確解釋，認為是指中國歷史的中古一段，亦即魏晉到隋唐這一時期。清華大學1932年秋季的學程說明中，說“以晉初至唐末唯一整個歷史時期”，當係陳先生所擬定。據傳陳先生還曾說過，漢以前歷史材料太少，問題不易說清楚，宋以後印刷術發明，書籍大量廣泛流通，材料又太多，駕馭不易，所以選取魏晉到隋唐材料多少適中的一段作為研究對象。如果此說屬實，也可以幫助解釋為何陳先生選擇了這個不古不今的段落。[5] 陳氏自謂“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一段話，是1932年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一文提出的，馮友蘭在1988年11月作《懷念陳寅恪先生》一文，回憶說： 三十年代，余之《中國哲學史》（兩卷本）完成時……請寅恪先生審查其學術水平，看其是否合乎標準。寅恪先生曾先後寫《審查報告》兩篇，其第二篇末尾，曾言及寅恪先生自身之學術工作、思想情況：“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其言簡明扼要，為研究寅恪先生之最原始材料。“不古不今之學”是說他研究唐史。[6] 以上汪榮祖、周一良、馮友蘭等人解釋陳氏“不古不今之學”，是指中國古代史，多數學者亦不以為異，迄未對於這個牽涉到陳氏學術思想和研究領域的問題，再加深論。至今只有少數學者從不同角度提出發人深省的另解，例如：逯耀東認為“或可另作超越今古文經學，專治乙部之學之解。也就是寅恪先生在《楊樹達論語疏證序》所說：‘平生頗讀中華乙部之作，間亦披覽天竺釋典，然不敢治經。’”[7]逯氏又從陳寅恪所論治史和治經不同申論，說： 在史學的範疇之中，寅恪先生說他：“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也就是所習言的“不古不今之學”魏晉隋唐之史了。所以，寅恪先生所謂的“不古不今之學”，可以分為兩個方面講，即寅恪先生治非今文，亦非古文經學的乙部之學，另一方面在乙部之學中，他所治的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