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语言与女性书——早期词作中的歌伎之词(中).docVIP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诀。[1]明代俗曲《挂枝儿》：要分离除非是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是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是官做了吏。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2]如果将这两篇作品与前所举引之敦煌曲《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一词相比较，则私意以为《上邪》一篇由呼天之口吻“上邪”二字为开始，当下就承接以“我欲与君相知”之真挚热切之愿望，而提出了“长命无绝衰”的坚贞的期许。其下之“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以一排音节迫促的短句，写出了天地变动之奇诡的异象，而以“天地合”之另一个迫促的短句，对以上之奇诡的异象做一总结，再继之以“乃敢与君诀”之反面的誓辞，因而遂有力地传达了其永不诀绝的强烈的誓愿。这一首乐府诗，是我当年第一次读汉魏乐府古辞时，最感觉入目惊心受到强烈之震撼的一篇作品。至于敦煌曲中之《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一词，则是当年我读敦煌曲时，在诸多烦琐浅俗之曲子中，也突然感到眼前一亮，而不免为之动容的一篇极为出色的作品。从字面上看，这一篇俗曲的作者，应该是从来并未曾读到过汉乐府之《上邪》一诗的，但其所设想的意象之诡奇，乃竟与《上邪》一诗大有相似之处。可见当一个人用情至深用心至坚而要发为决然之誓愿时，其自有一种可以找到与自己内心坚决之情意相切合之语言的一点，古今盖原有可以相通之处也。只不过这两篇作品之时代不同文体各异，因而其所表现的美感特质，当然也就有了鲜明的差别。如果以汉代武帝时所流行的乐府与唐代玄宗时所流行的俗曲相比较，其时代之先后相差盖已有六百年以上之久。若更以文化相比较，则乐府诗乃是先有辞，然后才合以音乐的;而敦煌曲则是先有流行之乐调，然后才依其曲调来填写歌辞的。所以从表面看来，其形式虽皆为句式长短不齐之体式，但乐府诗之体式在写作时原来乃是完全自由的;而敦煌曲之写作则是为一个已经固定的乐调来填写歌辞，其体式乃是完全不自由的。不过值得注意的则是，这一首《菩萨蛮》的作者，本来原就是一个歌伎，歌伎既熟于音乐之拍板节奏，所以便能够很灵活地掌握其乐律之高低缓急，而在适当的节奏中可以自由增加一些衬字。即如这一首《菩萨蛮》的牌调，其本来的句式原来乃是上片四句，其每句字数为“七七五五”，后片四句，其每句之字数为“五五五五”。如此看来，则此词上片之第三与第四两句，固原应为“水面秤锤浮，黄河彻底枯”，而后片之第四句则原应为“三更见日头”。此种格式，在《花间集》温、韦诸人之作品，盖皆谨守格律，无一逾越。而这一首《菩萨蛮》词，则正因其作者原为一市井间之本无高深文化之修养的歌伎，所以乃不仅能依其乐律而自由地增加了衬字，而且更以但俗之口语传达了一种极为鲜活有力的感情的生命，表达出了女性之一份坚毅深厚的真情的誓愿。与汉乐府《上邪》一篇之全以短促坚决古朴质拙的口吻来表现其强烈之誓愿者，正可谓各擅胜场。至于明代俗曲之《挂枝儿》一篇，则较之前二篇就未免有虚弱之感了。其所以然者，私意以为盖由于该曲一开端就接连写了三句“要分离”“除非”如何如何的话，便分明是一种透过思量计较的口吻。而且直贯全篇所写的都是透过思致的有心的叙述，与前二篇之全以强烈之情感喷涌而出的深挚之情相较，自不免就显得有些虚弱了。不过，如果以前文所举引的西苏之“阴性书写”之论述所提出的论点来看，则西苏所谓“当我书写，那是写出我自己”，“没有排拒”，“也没有规约”，“那是对爱之无止尽的寻求”的一些说法，则我们所举的这三篇作品，就可以说正是都表现了西苏所提出的这些特质。虽然西苏所提出的“阴性书写”之特质，并不专指生理性别之女性，但私意以为女性之更具有此种特质，则正是由于社会风习之约束，使女性在除了仰望终身之感情外更无他途可供选择之情势下，所形成的自然之结果。而此种强烈真挚殉身无悔之情，则无论其为男性或女性，都应该是极值得感动和尊敬的一种感情和品格。至于第一类中的第五首《雀踏枝》词，则也颇有可说之处。首先应提出来一谈的，就是此词之牌调的问题。任二北在《敦煌曲校录》中注云:“《雀踏枝》，调名，罗书(按指罗振玉之《敦煌零拾》)据原卷作‘雀’，未改‘鹊’;王集(按指王重民之《敦煌曲子词集》)改‘鹊’，是否有据，抑臆改，未说明。”[3]记》中“一一五”一则中注云:“‘雀’、‘鹊’，唐人有时通用。如徐夤《谢惠酒鱼》云‘早起雀声送喜频’，《白帖》‘公冶长解雀语，得免罪’。”[3]201，之说，则此调之写作“雀”或“鹊”，盖原可相通者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据潘重规《敦煌词话》影印之伯四O一七号原卷，另有一首题为《鹊踏枝》的作品，其辞句为“独坐更深人寂寂，忆念家乡、路远关山隔。寒雁飞来无消息，教儿牵断心肠忆。告三光珠泪滴，教他耶(即爷)娘、甚处传书觅。自叹宿缘作他邦客，辜负尊亲虚劳力”[4]词除了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