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理论与实践教程 王一川》中西联姻与全球性文化想象.docVIP

中西联姻与全球性文化想象 王一川 《海底奇境》主人公是金陵望族书生聂瑞图，字硕士，又名祥生。他自幼喜欢读书作文，尤其专注于研究国家大事，主张以疏导和分流的方针治理江河、根绝水患（“生平喜讲求经济，而尤留心于治河”），大力发展海上运输和铁路交通。但是，他的这些在今天看来充满现代性意味的开放主张，却得不到理解，“人多笑之”。于是，他只好转而立志壮游世界。 与王韬本人在放逐中赴欧不同，他的旅程相反表现得非常气派。他不仅带有英、法、俄、日四语翻译，而且旅资雄厚，在欧洲每到一国都以中华珍宝慷慨相送，从而赢得热烈欢迎，获得连外交使节也无法享受到的特殊荣耀。 在瑞士，他邂逅“美丽甲泰西”的年轻女教师兰娜，一见如故，“惘然如旧相识”。兰娜热情邀请他去家中作客，并把家中珍藏的法国皇府的奇珍异宝选送给他。他惜别兰娜后，乘巨轮由伦敦赴纽约，不想在大洋上遭遇风暴，沉落海底。他醒来发觉自己置身在一个山青水绿、鸟语花香和鲜果满枝的奇异世界，这里有他熟悉的中式茅屋、水池和楼阁以及丫环和老人，尤其令他惊喜的是竟与也遭难落水的兰娜重逢。 在这海底世界，两人情意缠绵地共度几年时光，他教兰娜学会了汉语，并能作曲、填词和弹琴，使她俨然成了一个精通中国文化的西方“媳妇”了。但好景不长，他不得不与兰娜永别以便重返人间。行前，兰娜把他比作明察曲误的周郎，自谱自弹自唱新曲为他送别：“日升于东兮月生于西，昼夜出没而不想见兮，情亘古而终迷。叹人生兮道途之长域，而悲夫寿命之不齐。何幸云萍之忽聚兮，难得此数载之羁栖。总觉别长而会短兮，勿往事之重提。赠子兮画桨，送子兮前溪。从兹相隔兮万里，徒恃此一点之灵犀。”随即又送他几袋珍宝，为他的归途作了妥善而周密的安排。 辞别兰娜，他经过三天三夜的海上漂泊后安抵上海。得知山东遭灾，他想到：“中华宝物流入外洋，岂法王内廷之珍，不能入于吾手哉？”于是拿出一枚兰娜赠送的钻石卖给外商，换回30万金巨资，立刻用来拯救灾民。他的高尚美德为世人颂扬。① 这篇小说可以说是一则有关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具体个人体验的“寓言”。这种个人体验的承担者自然是主人公聂祥生。他的个人体验可以从王韬本人的实际生存经历中找到原型依据：当聂的明智的改良主张遭受打击和讥笑时，不得不转赴海外游历，在欧洲为中国人赢得空前荣耀，并且得到异国女郎亲睐……最后在经历不幸与大幸后终于重返祖国，着手拯救灾难中的国人，得善终。这些都是与王韬的个人切身经历大致相符的。由此看，聂祥生这个人物实际上是直接“取材”于王韬的，是王韬个人的“化身”。当然，应当更确切点说，这个人物来自王韬对自己个人亲身体验的文化想象，因而是一个来自个人亲身体验的想象性的寓言型形象。想象，在这里主要指一种以个人亲身体验状况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向文化理想方向展开的虚构和幻想活动，这种文化虚构和幻想的结果显然比它的基础本身更为丰富、全面和合于理想。就聂祥生来说，这种文化想象性突出表现在，他比王韬本人的经历更符合其文化现代性理想。 聂祥生被写成“洋务变法”的倡导与实践者，他专注于研究国家大事，并且具体地主张以疏导和分流的方针治理江河，根绝中国大地的水患（“生平喜讲求经济，而尤留心于治河”）。这一描写让人想到后来的刘鹗（1857—1909）及其长篇小说《老残游记》（1903年起连载）中的老残。同王韬一样，刘鹗也早年科场不利；后来也成了“洋务变法”的倡导与实践者；同时，与王韬被放逐相类似或者说更惨，他于1908年被清廷以“私售仓粟”罪充军新疆，次年便死于乌鲁木齐。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治河上的一致方面。王韬对参酌西法治河素有具体的理论构想：“治河，中外无善法。盖河沙日积，河底日高，河堤不得不高筑以防冲溃。历代相传，不思变通，濒河之民如居河底，霪霖横决，鱼鳖堪虞。今莫若参用西国爬沙之法，疏刷宣通，去其壅积，然后多分之流以塞其势。孟子述禹之治河，亦谓曰疏、曰瀹、曰排、曰决而已。行于内河，当用火轮小舶，亦可借以运漕。一旦缓急有需，亦可恃以无恐。”②而刘鹗对治河则有更专门深入研究和具体实践，留下《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治河七说》和《治河续说》等富于见地的著述。我们看到，《老残游记》中的老残是位行侠仗义之士，专为人们排忧解难。他在山东古千乘地方替当地大户黄瑞和治好了每年夏天便发的浑身溃烂奇病。这实际上是以寓言方式谈论治理黄河——“黄瑞和”的谐音便是“黄水河”，他每年夏天发全身溃烂症正是寓指黄河每年夏天的水患。从治河这一点上我们可以集中感受到聂祥生这一人物对于不久后出现的老残的某种预示性意义——治河在聂祥生还只是一种笼统陈述，而到老残则成了一种具有寓意的具体实际行动（为“黄瑞和”治病）。 同时，与王韬写聂祥生的“洋务变法”主张不被理解和采纳相似，《老残游记》第一回构想了这样一个梦：老残和朋友驾小船送罗盘和纪限仪去拯救濒临覆灭的海上破船，不想由于船上的下等水手、